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下循环经济的问题

　　摘要：已有的三次技术革命，在解放人的体力和脑力、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人类正急迫等待和呼唤以提高人的生命力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绿色技术是提高人的生命力的技术统称。绿色发展以绿色技术为基础，聚焦于提高人的生命力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人类在物质财富达到一定丰裕程度时的必然选择。绿色发展就是要寻找一种既增加物质财富，又不损害生态环境质量的模式和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看，绿色发展就是循环经济模式、低碳技术应用、生态建设和创造保持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环境的总称。以物质高效、安全、循环利用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现代循环经济模式，具有促进绿色发展的协同效应，与中国应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可持续供给压力和生态环境保护压力的客观需求高度契合，已经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途径。 　　关键词：绿色技术；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生态建设；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1-0043-11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并且全面部署了“十二五”时期循环经济发展任务。党的十八大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这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时俱进，遵循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世界发展秩序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调整的变革时期。全世界都在探讨未来人类发展的优化路径。从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周期的关系及变化规律来看，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强烈冲击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全面缓解。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并进入新的增长长周期，需要等待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出现，以此把人类社会引入新的发展模式。 　　一、人类呼唤提升生命力的第四次技术革命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实质是动力技术革命。其主要内涵是通过机械力代替人类的体力，用机械强壮了人的四肢和肌肉，把人类从改造自然的力量困境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能够克服体力不足的缺陷，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运输和加工利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本质是能源技术革命。其核心内涵是通过电力技术、内燃机技术、化学能与人工合成技术等的发明与应用，使人类的力量进一步增大，速度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生产走向规模化和高速化。但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并没有带来人类自然属性需求的革命性变革，只是通过能源技术的运用使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更大、速度更快。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本质是信息技术革命。其核心内涵是通过信息采集、存储、传输、加工处理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用信息技术的逻辑计算力代替人类的脑力，把人类从处理海量信息的逻辑分析和计算能力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实现了脑力的扩张、智能的飞跃。在力量更大、速度更快的基础上，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工作更加精准化，并实现了工作的自动化、智能化和远程控制化。 　　前三次技术革命均得益于材料技术、人工合成技术等基础技术革命的成果。每一次技术革命都集成融合了前一次技术革命的成果，使得技术体系日益集成化。健康长寿的幸福生活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经过前三次技术革命，虽然在物质生活层面上人们已经实现了丰衣足食、舒适的居住、快速方便的旅行，等等，但由于自然资源的持续大量开采和加工利用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破坏，使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各种对人类健康有害的废弃物排放日益上升，各种给人类肉体和精神带来痛苦的器质性疾病和精神压力都在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数以百年计的经济增长对人类追求健康长寿的幸福生活做出的贡献远远低于人类的预期。在商品经济制度框架内，如果没有全面发生新的技术革命，并在弘扬前三次技术革命成果给人类健康长寿的幸福生活带来贡献的基础上消除其负面影响，使人类能够抵抗甚至消除肌体和精神的疾患，使人类真正变得健康长寿而且幸福，人类就无法从体力被解放、脑力被解放，而生命力却没有相应提升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因此，人类正急迫等待和呼唤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以便提高人类的生命力，实现健康长寿的幸福生活。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扭曲 　　（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表面原因 　　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持续快速增长的新经济繁荣之后，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增长出现滑坡。为了继续推进经济快速增长，2001年以后，美国发动了传统房地产业的增长高潮。得益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带来的网络信息技术，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发展，导致经济杠杆化程度急升，财富效应四溢，货币流动性激增，国家和国民负债持续大幅攀升。但金融体系的监管严重缺失，担保债务凭证（简称CDO）肆意流行。直到2006年房地产价格在经过多年过热发展后跳水，发行和持有大量CDO的投资公司和银行资金链断裂，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次贷危机，金融投资公司巨头接二连三的破产倒闭，最终波及到实体经济，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国家除德国以外，几乎都长期面临日益沉重的债务问题，所以普遍借债过度。美国的经济衰退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向欧洲扩散后，导致欧洲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财政进入窘迫状态，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失去正常还债能力，最终酿成从希腊开始的欧债危机风潮。 　　（二）技术创新周期进入低谷阶段，为发达国家爆发危机提供了前提条件 　　从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始到第三次技术革命，技术发明和应用的源头都在发达国家。长期处于世界技术经济前沿，使发达国家在近两百年内持续处于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和高端产品制造中心的地位。发达国家持续在全球配置资源，形成了全球化、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生产的超额利润三位一体的剩余价值汲取能力，收入预期长期向好，导致其养成了过度消费、借债消费的文化偏好。同时，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形成福利化过度的社会制度安排，也助推了过度消费文化偏好的形成。这种偏好在技术发明活跃期，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支撑，但到了技术发明的稳定期，即技术创新的扩散期，其外围市场的技术学习能力日益提高，技术创新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汲取能力就会下降，使其借债偿还能力相应降低，并形成日益增长的债务压力，使得即期消费能力不足，经济增长进入低谷期，甚至进入萧条。这种因技术创新周期而产生的经济周期性繁荣，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上可以找到验证。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新的国家加入到发达国家行列，并成为新的技术创新核心国家，而原来的技术创新核心国的国际竞争地位就会下降。英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在国际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变迁与前三次世界技术革命的关系十分密切。 　　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核心国家是英国。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核心国转移到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较早地分享了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生产的超额利润，并因此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然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核心国没有发生变化，美国仍然是主导国家。参与发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国家远比发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国家多，特别是日本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初期发展咄咄逼人。北欧的一些小国紧跟美国的技术革命步伐，在市场上与美国共进退，分取了一份技术革命租金，如芬兰的诺基亚公司曾经在世界电子技术市场，特别是移动通讯技术市场上获取了不菲的收获。韩国是典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受益者。借助于第三次技术革命，韩国成为世界级先进国家，其电子技术走到了世界前列，成为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后仍然向技术集成扩散应用领域深入领先发展的国家之一。 　　对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由于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起的连锁反应使发达经济体接连陷入金融危机，并波及全世界。但真实原因则是技术创新周期进入了低谷阶段，发达国家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由于工资成本过高而失去竞争能力，传统技术租金和生产的超额利润消失，新技术领域的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生产的超额利润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都已无力支付过去超前消费而举借的债务，从而导致债务危机，最终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 　　（三）世界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对偶扭曲是危机爆发的实质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世界经济正在向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技术关联日益紧密。客观上，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分工中形成紧密对偶的稳定经济结构（见图1）。欧美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处于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地位，其依靠技术和知识服务出口获得超额利润，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结果是发达国家技术产品、知识服务和高端高附加价值制造业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而传统制造业产品需求则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来满足，导致传统制造业日益萎缩。 　　与此对偶的发展中国家，因技术落后，必须靠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技术产品和知识服务，以满足其工业化的需要。而大量进口技术产品和知识服务需要大量支付外汇，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传统制造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低工资成本为竞争优势，大量生产发达国家需求的传统制造业产品以换取外汇。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好形成对偶扭曲的经济结构。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体化的经济整体来看，供需平衡，分工清晰，结构合理。但将两部分打开来看，每一方面的经济结构都是扭曲的。发达国家不生产传统制造业的产品，却是世界上这些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发展中国家没有自己的先进技术，却在用这些技术进行生产，并消费着用很高的代价（含有相当高的知识产权租金）换取的高技术产品。与发达国家享受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廉价消费品相对偶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忍受高昂的代价消费从发达国家直接进口或通过高价进口技术而自己生产的高技术产品。 　　这种对偶扭曲的经济结构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偶扭曲的经济发展模式（见图2）。发达国家依靠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带来的超额利润，形成了高消费、高进口、低储蓄、低投资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发展中国家则对偶形成了低消费、高出口、高储蓄和高投资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双扭曲模式组成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显然，这种对偶扭曲模式对于发达国家是一种“优化”模式，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阶段性的不可能持续接受的模式。正是这种双扭曲模式的不断强化与发展，最终导致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目前的双扭曲模式是世界经济亟待转变的发展模式。 　　（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冲击了世界经济的对偶扭曲结构 　　国际竞争的基本规律是，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进行技术经济追赶。发展中国家在追赶过程中，会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知识外溢，使其拥有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用较少的时间缩短技术差距。这种状况首先发生于传统产业。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传统制造业，一方面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另一方面，通过“干中学”实现自己的创新，使发达国家在传统产业领域的技术优势逐渐丧失，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在传统产业领域的技术租金逐步丧失。一旦发展中国家在传统领域形成制造业竞争优势，他们就可以通过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在新技术、新产业领域复制在传统产业领域的成功经验。 　　在技术革命初期，由于技术差距较大，发展中国家主要采取模仿战略，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尽可能在少支付技术租金的情况下实现高新技术产品的自主生产，以减少进口。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技术发明速度较快，发达国家可以始终保持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优势并获取技术租金。当技术革命发展到后期，技术发明的速度明显降低，新技术进入快速扩散阶段。技术扩散将加速新技术的应用和被学习、被模仿，也会加速技术租金由发明者独占到普及的过程。技术普及导致技术租金向消费者剩余转变，最终导致技术租金彻底丧失。 　　目前，第三次技术革命已经进入原创技术发明的低谷期。发明高峰期出现的新技术，已经在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强的国家扩散应用。而目前世界的科学技术总体发展水平与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的情况已经大相径庭。具备较强学习能力、较完善的研究与开发基础设施和高质量人力资源的国家日益增多，任何先进技术被模仿和扩散的速度都很快，发达国家获得垄断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生产的超额利润日益困难。经济全球化导致跨国公司兴起并在全球配置资源。但是，初级加工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获得初级制造业技术租金的能力基本丧失；而在新技术、新产业领域，发达国家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地位在日益分散化的同时，不断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发达国家获得新技术的技术租金的能力也在下降。 　　正是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要求打破原来世界经济扭曲结构的努力，严重冲击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对发达国家垄断地位的冲击，导致发达国家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丧失，新技术租金获取能力削弱，最终导致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聚敛剩余价值的综合能力减弱。但是，在超前高消费的收入来源被削弱以后，发达国家的高消费、高进口、低储蓄、低投资率的经济文化却没有随之改变，导致当期财政收入水平降低后，偿还历史借债的能力急剧缩减，债务危机也便应运而生。 　　三、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需要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出现 　　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措施。美国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是大量印发货币，对美元进行大量注水；通过货币贬值对债务进行“稀释”，降低美国债务的实际“含金量”。大量美元投放市场和降低美联储利率等举措，极大地增加了美元的流动性。美国试图以此促进经济的复苏。美国这种做法的本质是在利用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向全球持有美元的所有人强行征收惩罚性税收。从本质上讲，美国是在充分利用其技术领导地位，通过强迫方式收取技术租金。但这样的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如果利用过头，会极大地削弱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美国不同，欧盟国家的欧元并没有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那样的强势地位。特别是欧盟由诸多具有独立财政体系的国家组成，如果过度发行欧元，会使欧盟核心国家受到更大的伤害。因此，欧盟对于发生严重债务危机的国家，是迫使他们实施更加紧缩的财政政策，首先使其国内债务贬值，降低政府内债的压力，然后再由欧盟对债务危机国进行债务救助。 　　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其实体经济走向复苏的努力都不仅仅涉及自身的调整——他们都面对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追赶压力。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对发达国家产品和技术的需求；发展中国家旅游和奢侈品需求的高速增长，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起到一种拉动作用，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但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以后，又极大地刺激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逐步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传统产业领域成为发达国家消费品供给者，减少发达国家生产利润的同时，在新技术领域也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者，对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获取新技术租金的能力形成了新的挤压。在汽车产业、IT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等诸多领域，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增加。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尽快发动新的技术革命，使其在新技术领域继续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在不远的未来，发展巾国家就会因为劳动成本低和技术创新能力日益接近发达国家这双重因素，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替代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技术供给者地位，分割发达国家的技术租金。毫无疑问，这将使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获取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生产的超额利润的能力持续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建立在高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生产的超额利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财政收入模式、国家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模式都将瓦解，偿还历史债务将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发达国家将不得不转变其高消费、高进口、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的发展模式。 　　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通过技术创新与突破，转变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偶扭曲发展模式。而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将进一步分割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生产的超额利润，甚至提前抢占新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将会把图3中的斜线以中间的黑色支点为轴心，把斜线的顶端沿着A的方向左移，从而扩大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减少对外汇的需求。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善需求将会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将会转变对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产业的出口支持力度，制造业的比重将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将以图3中的黑色支点为轴心，斜线的底端将沿着B的方向右移，即发展中国家将降低对发达国家廉价产品的出口。最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对偶扭曲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图4所永的较为合理的结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群体，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较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将会持续较长时间，所以在新的世界经济结构下，其传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依然会存在相当长时间，并将与分享技术租金和制造业利润（不是超额利润）的能力并存。 　　如果上述逻辑分析成为现实，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将无法依靠传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得以解脱。发达国家的出路只有两条：一足转变依靠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生产的超额利润支撑国家财政的发展模式和高消费模式，降低礼会福利水平，直到将债务危机消除，再转入正常发展模式。二是发动下一轮技术革命，持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通过新的技术租金和高端产品生产的超额利润，偿还债务并走出危机，使过去的发展模式得以继续？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因财政紧缩政策引起的大罢工和政府危机已经表明，第一条路显然不是发达国家的出路。因此.发达国家要想走出危机、稳固地位，只有走第二条路，即掀起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尽管这条路是漫长而又艰辛的。 　　四、绿色技术革命将是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方向 　　人类的体力足实现基本生存的保障，是人作为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外部进行交流、发生关系的能力基础。没有体力，人就失去了存活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人类的欲望不仅仅是活着，而且要健康幸福地活着，所以人类必须与外部物质世界发生关系，利用外部世界的物质为自身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仅仅依靠人的自然体力早已无法满足人类的欲望，因此，人类发明了各种机械设备，开发了各种能源，帮助自己扩张体力来实现自己的物质享受愿望。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_二次技术革命基本完成了扩张人的体力的愿望。 　　当人的体力借助于机械和能源得到扩张以后，人类对力量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现有的基于人脑计算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需要速度，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大数量的信息收集、分析处理和利用工作。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需要满足精神上的享乐，这就必须具有能够实现海量知识的获取、存储、传输、分析处理和应用的能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正在帮助人类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多源宅间数据无缝集成（SIMS）、云计算、物联网、每秒千亿次计算能力的计算机，已经帮助人类极大地扩张了脑力。当体力和脑力都得到解放以后，人类还需要解放和提升什么能力呢？我们认为，未来真正解决人类精神困境的是提升人的生命力。 　　自从有了思维能力以后，保持健康和延长寿命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关于生命力的最通俗解释是维持生命活动的能力或生存发展的能力，生命力是人的终极能力。没有生命，所有的人类活动将会失去意义。因此，提高人的生命力的需求是人类下一步需求扩张的方向。提高生命力涉及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质量、工作的环境和条件、疾病防控、诊断、治疗与康复、基因修复、医药与保健等诸多方面，因此，提高人的生命力的技术，也就包括维持生命力、改善人类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条件、延长人类寿命等的所有技术。当人类维持生命力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对提升生命力的这些技术需求便成为高级需求，也就成为未来发动新技术革命的方向。 　　我们将提高人的生命力的技术统称为绿色技术，它是绿色发展的基石。与过去相对较为单一的替代人的体力的机械和能源技术、替代人的脑力的信息技术体系不同，提高人的生命力的技术是一个技术群体，既包括直接涉及人类身心健康、医疗保健等的技术体系，又包括生态环境建设、高效清洁生产、资源安全高效循环利用和愉快工作等所有降低人类对资源能源需求强度、改善人类生存环境、降低人类生存和发展压力等的从源头强化生命力的技术体系。 　　五、循环经济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 　　绿色发展以绿色技术为基础，聚焦于提高人的生命力的持续健康发展。生态环境是人的生命力所依赖的最基础的条件。无论是水资源质量还是大气质量，亦或是气候条件，都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外在条件。绿色发展是人类在物质财富达到一定丰裕程度的必然选择。因为传统的以物质财富生产为核心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在给人类带来体力和脑力解放的同时，也损害广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生态环境。绿色发展就是要寻找一种既增加物质财富，又不损害生态环境质量的模式和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看，绿色发展就是循环经济模式、低碳技术应用、生态建设和创造保持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环境的总称。 　　以物质高效、安全、循环利用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现代循环经济模式，可以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为人类健康创造良好的环境，与中国应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可持续供给压力和生态环境保护压力的客观需求高度契合，已经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途径。 　　循环经济实践的深入也促进了循环经济学的发展。从本质上来看，循环经济通过利用先进技术对物质资源进行高效率的安全、循环利用，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类健康效益，是典型的技术经济问题。循环经济学主要研究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在开采、生产、消费、变为废弃物、回收再资源化的全过程中，其有用性、经济性和生态性的运动规律，也就是研究物质循环流动引起的物质形态变化的经济效率、资源效率和环境健康效率的变化规律，寻求以最高效率、按照生态学原理科学配置资源，以最高效率的技术利用资源，以最高的环境健康效率和最安全的方式处理和循环利用废旧资源的技术经济路径。 　　循环经济和生态建设都需要绿色技术的支撑。以往的技术创新更加关注在一些技术领域向深化发展，研究和开发新的技术体系。循环经济发展要求延长原来的技术体系，关注原来技术体系和生活消费产生的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这就要求原来的技术体系全面转向清洁化和高效化。因此，循环经济技术是绿色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生态建设也需要大量生物技术的支撑，也是绿色技术的重要应用领域。 　　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经济，加强生态建设和广泛应用低碳技术，人类就可以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降低自然资源开采强度，把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的数量控制在自然界可以进行自净化和自修复的范围内，实现生命健康和生活幸福。当然，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涉及人类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好的制度可以带来全体人民的公平分配，使社会稳定。相反，存在重大缺陷的社会制度则会导致生产关系恶化甚至社会动荡。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建设同样需要社会制度创新。只有在社会利益分配制度和谐的状态下，两者才能得到顺利发展。实践表明，循环经济使很多行业领域节约了资源，缓解了资源供给压力；减少了废弃物排放量和最终处理量，减轻了经济增长的环境负荷，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直接和间接节省了大量资源、能源成本和末端废弃物处理成本，新增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循环经济具有促进绿色发展的协同效应 　　（一）循环经济协同效应的自然科学内涵 　　在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和能源流的循环过程中，与资源的开采、加工生产和消费相伴随，资源和产品被消费后其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发生变化，使用功能衰退，最终由于其在物理和化学性能方面的功能不再能满足社会使用要求而成为废弃物。循环经济模式要求对作为使用价值的各种物质资源，按照其物理的和化学的特有性质进行高效、安全、循环利用；要求回收处理这些废弃物，使其在物理和化学性能方面成为符合再利用标准的资源，并再次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以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耗；由于在产品的生产、制造及使用过程中，伴随着能源的大量消耗，所以废弃物再次进入生产和使用过程，也同时减少了其隐含能源的消耗。因此，在经济规模扩张使得经济系统内物质流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循环经济可以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物质流通量较少增加，降低人类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社会经济系统中物质流和能源流的循环过程能否实现，取决于基于自然科学原理的技术手段能否满足需要，即“资源-产品和服务-消费-废弃物-再生资源”循环流动过程的自然科学现实性。因此，提高技术的可行性是循环经济协同效应产生的条件之一。 　　（二）循环经济协同效应的经济学内涵 　　经济主体间通过一系列循环经济措施，产生物质流、能源流和信息流的互动，形成经济活动的协同。这必定对经济活动的产业结构、生产绩效、技术水平等产生深远影响，使循环经济协同效应具有强烈的经济学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促进以节能技术为核心的资源能源高效利用技术的快速发展。循环经济协同效应，使企业主体之间形成循环经济在自组织意义和他组织意义上的协同，将企业物质流和能量流的互动延伸到一次资源以外，拓展废弃资源能源的梯级和综合利用的范围，促进以节能技术为核心的资源能源高效利用新技术与新产品创新的快速发展。中国的钢铁产业是一个典型例子。2000年以前，中国的钢铁工业中很多企业焦铁钢轧分离，各企业独立经营，没有形成循环经济意义上的物质与能源协同效应，浪费了大量热量，高炉渣、钢渣等固体废弃物堆放填埋占用了大量土地。2000年以后，钢铁企业全面推进循环经济模式，实现跨行业、跨企业协同发展，实现焦铁钢轧一体化，使炼焦、炼铁、炼钢、轧钢、电力、建材、化工等经济活动形成协调有序的过程，促进了以节能减排为核心的资源能源高效利用技术的快速创新发展，实现了余压余热梯级利用、污水分级循环利用、煤气回收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全面回收利用。 　　第二，促进废弃物处理和清洁生产技术快速、产业化发展。废弃物处理和清洁生产是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70～9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以末端处理为主的污染控制，促进了废弃物处理和清洁生产技术等环保技术的发展及其产业化。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实行“清洁生产”、“全程控制”、“源头削减”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预防对策，这也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措施。循环经济协同效应促进了以清洁生产、污染预防、环境监测分析、水和废水处理、大气污染控制、减噪、固体废物管理、危险废物管理、资源回收利用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第三，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收益。经济主体之间通过循环经济实践，产生信息流、能量流和物质流的互动与协同，将形成显著的协同效应。位于不同经济活动层级的经济主体之间会形成不同的协同效应。如，位于产业链或产品链不同阶段的经济主体之间，将产生纵向协同效应；处于特定经济活动层级，如同一产业生产相同产品的不同企业，将产生横向协同效应。纵向协同效应使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沿着产业链或产品链实现梯级、循环和闭环流动，从而减少原材料消耗，实现资源的梯级和循环利用，节约资源能源成本，提高经济收益。横向协同效应使经济主体之间更充分地共享资源、共同解决废弃物问题，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使生产成本下降、收益提高。 　　（三）循环经济协同效应的生态学内涵 　　任何物质生产和消费过程都是消耗自然资源并产生废弃物的过程，也都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干扰。社会经济系统的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循环经济协同效应。由于子系统间资源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使得同样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自然资源消耗减少，实现经济活动的物质减量化，降低废弃物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从而使循环经济协同效应具有了生态学内涵。与单纯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环境保护模式相比，这种协同效表现为： 　　第一，实现循环经济模式的物质减量化，使得同等经济规模下自然资源的开采量大幅度下降，实现生态环境变化的强度降低。 　　第二，使污染治理的零经济收益平衡点移动，最佳污染治理强度大幅提升。如图5所示，在非循环经济模式下的初始技术条件下，治污边际成本曲线为MC1，用L1，表示。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治污比例的增加，污染治理的难度增加，源头防治污染和污染后排放治理都存在边际成本上升和边际收益下降的规律，治污边际成本MC1不断增加，L1曲线向上倾斜。同时，治污边际收益MR1不断减少，代表MR1的曲线T1向下倾斜。MC1与MR1的交叉点为E1；在该点，MC1=MR1，E1点为治理污染零经济回报点，治理比例最佳，进一步提高治理污染和循环利用资源的程度，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 　　而在循环经济模式下，通过自组织意义或他组织意义上循环经济协同效应的产生，使废弃物和污染物更多地变为可以在经济可行的条件下再次使用的资源。这时，治污边际成本增加，治污边际成本MC2的曲线即L：向上移动；同时，资源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节省了初始资源投入，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节省了环境容量的消耗，使环境效益增加，治污边际收益MR2的曲线T2向上移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曲线的变化引起二者交叉点向右和向上移动至E2，即最佳治污比例增加，污染治理强度大幅度提升。原来的成本收益平衡点变成了收益大于成本的“盈利”点。 　　第三，循环经济协同效应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平缓化（见图6）。根据克罗斯曼和克鲁格（Crossmanand Kruger，1995）的研究，大多数发达国家污染物的变动趋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动趋势呈倒u型，即污染程度随人均国民收入增长而先增加、后下降。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同样遵循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所走过的环境轨迹，但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会使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比发达国家在相同阶段更多考虑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使倒u型曲线出现平缓化趋势，形成循环经济协同效应隧道。循环经济协同效应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更为明显的效果。如，大量基于碳循环的生物质能源的利用，实现了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同样，秸秆造纸、用工业废渣制造建筑材料、机电设备再制造等等，都在创造碳汇，在节约能源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