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文化启蒙思想的特点 [民国时期“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

　　关键词：民国；学前保育思想；本土化　　摘要：民国时期，在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传播的环境下，国人对于学前儿童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具有政治目的性及顶层推动性两个特征，属于一种促发性的建构模式。这种促发性也直接导致了民国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建构的普识性与其行为领域保育思想建构的缺乏实证性。这种建构努力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观念，但其进步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中图分类号： G5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52306
　　清末，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民国时期，国人于反省之余，开始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学前教育思想领域进行着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努力，这种努力分为教、保两个方面。目前，对于学前儿童教育思想的研究较为丰富，而保育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对民国时期学前儿童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时学前儿童保育思想本土化的特殊背景及内涵。
　　一、促发式的本土化建构
　　民国时期学前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近代海外学前保育思想的起源地西欧诸国的原发渐进式建构方式不同，亦与美国的借鉴实证性建构方式不同，民国学前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来自于国难之际的促发式冲动，抗战爆发是这种促发式冲动的关键性时间节点，其特征较明显地体现在政治目的性与顶层推动性两个方面。
　　（一）促发建构的政治目的性
　　近代中国学前儿童保育事业虽在清末已经起步，但在抗战时期才得到长足的进步，形成规模化的效果与影响。抗战爆发后，人口资源的巨大消耗与人口素质的偏低现状使国人逐渐认识到学前儿童保育事业关系着民族与国家的存亡。这一认识促发了国人对次代国民保育问题的认真思考。正如时人对学前儿童对于国家贡献的长远认识，“眼前这些孩子们，我们可以想像他，长大之日，若果能够挣扎于枪烟弹雨之中，献身国家，已万幸于忍辱含羞，做一个亡国奴。”［1］抗战迫切要求国人改变以往落后的育儿传统，于海外近代学前保育思想中吸收有益精髓，以满足抗战建国的需要。“儿童保育乃抗战建国期间主要工作之一。”［2］在国难中，培养次代国民以保存民族的希望，是当时保育事业兴起的主要动因。这是时代与民族的悲哀，也是国人对近代学前保育思想进行本土化建构的一个契机。借助于这个具有强烈政治目的性的动因，国人开始将海外近代学前保育思想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进行建构本土化学前保育思想的尝试。
　　在强烈的政治目的性指引下，国人首先明确了保育的主要对象，即首先关注于战区难民的学前儿童，但保育范围并不局限于学前儿童一类，亦及于全体国民子女。“对于阵亡将士的遗孤，出征军人的子女，以及参加抗战工作人员与劳苦工农大众的子女，为了要使他们能尽力致志的报效国家社会，应该为他们的子女，谋得安全的保育，尤是其阵亡将士的遗孤，是必得到深切的注意。”［3］这种全民性的保育观念是抗战环境下的产物，同时也提升了保育思想本土化建构的层次。“带别人的孩子，是保育第二代小国民呀！”［4］这种认识已逐渐在民国社会，尤其是大后方蔓延开来，成为保育工作者的一个共识。
　　政治环境决定了保育工作的主力军。因为保育工作的先天特性，以及抗战期间劳动力配置结构的转变，妇女被更多地推向保育第一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有男性参与民国时期的学前儿童保育工作，并在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实践领域，实非主流。“抗战八年中，妇女们贡献于抗战工作中，最实际、最鲜明、也最有成绩的，要算是儿童保育工作了。”［5］15妇女成为中国保育事业的主力军，既符合中国女性自身先天条件，也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必然结果。“保育工作主要的领导者和工作者都是妇女，她们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方式，留下了许多好的工作经验。” ［5］18
　　（二） 促发建构的顶层推动性
　　与欧美等国自下而上的建构顺序不同，民国政府的顶层设计为学前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作出了指导性的贡献。抗战之前，民国政府在这方面曾做过一些努力。抗战时期，政府的保育政策有了极大的进步，由政府所倡办的保育组织成为学前儿童保育事业的主流。1938年，迫于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保育形势，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全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在宋美龄的领导下成立。两年不到，已在全国成立各类保育院50余所，收容儿童2500余人。这个成绩，被时人形容为“造成了中国古今未有的伟大儿童保育运动”［6］。政府对保育事业也有监管与引导的措施，尽管出于客观形势的限制，但相对于清末，国民政府在儿童保育事业上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如针对保育事业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国民政府曾牵头各方专业人士，召开过数次儿童福利人员工作会议，对学前儿童保育工作的缺点加以总结，进行未来工作的规划。其他官方的社会服务团体，如赈济委员会领导下的教养院，社会部领导下的救济院，以及盐务管理局主办的慈幼院等都有关于学前儿童保育的关照。［5］15
　　为抗战而服务的政治目的性与自上而下的顶层推动性为民国学前保育思想本土化建构的促发性作了注解，这种促发性也直接导致了民国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建构的普识性与行为领域保育思想建构的缺乏实证性。
　　二、普识性的基本保健思想建构
　　在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领域，国人吸收了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保育领域的营养，结合本国实际，提出了一些零散的观点，其中不乏精彩之论。但限于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的应用领域，更限于国人在此领域进行本土化思想建构的稚嫩程度，与海外近代学前保育思想相比，有相当的距离，在层次上明显处于一种普识性的范畴。
　　父母需要掌握学前儿童保健的基本知识，是部分国人在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熏陶下的观点，并通过媒介的宣传，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共识。如林仲达所称：“我觉得新社会的父母，尤其是妇女应有上面各项关于儿童教养的基本知识。”［7］如果要进一步地科学保育学前儿童，则对于学前儿童的生理及心理乃至儿童社会学的基本知识都应该有所了解。父母单纯的生物性本能不能胜任新时代的保育责任。“必须对于儿童教养原理有彻底的了解，对于儿童教养技术有专门的训练，才可以担负。”［7］ 这种认识是对中国传统育儿理念中经验模式的批判。这些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的本土化建构，主要体现在学前儿童的卫生保健及身心发育、饮食、衣着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