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在必行【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以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缔造了诸多中国“奇迹”。然而,奇迹背后,是一条高污染、高消耗、高储蓄、高投资、高外贸依存、低消费、低保障、低法治、低效率和频过热的经济增长道路。这条增长之路不仅造成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大起大落,也成为当前经济结构问题复杂的主因。
过去,为求连年高增长,政府不断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方式扩大投资。同时,投资与工业发展相互强化:一方面,工业发展需大规模投资,另一方面,投资于工业往往能较好地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在短期或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特殊时期,通过扩大投资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效果显著,且不至于酿成太大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发挥十分有益的作用。
然而,长期内各种问题便接踵而至:从一个经济体的总支出角度看,投资过多必然会挤压消费,带来需求结构(消费和投资)的失衡;从生产角度看,过分强调发展工业,必然意味着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产业结构失衡;进一步,投资会带来产出能力的增加,当产能的增加超过了国内需求时,结果便是产能过剩和过度依赖出口,引起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失衡。
问题到此并没结束。大量的出口导致本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与国外的贸易纠纷加大,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而融入全球化深度不够的中西部地区发展则相对滞后,进而引起地区结构的失衡。高外贸依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因为对外贸易的繁荣会吸引大量资源从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流向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工业中的制造业)。
正是因为追求高速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最终形成了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格局。同样,为追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抑制了各种资源要素价格的上涨,导致我国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不仅导致了各种资源要素的过度消耗,也阻碍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步伐。
由于过度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片面追求做大经济总量,大量的财政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致力于做大“蛋糕”),用于民生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分割“蛋糕”)的资金相对较少,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严重不足。加之政府频繁干预经济活动,导致民营经济发展一直相对滞后,更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
经济体就如同人体一样,是一个精密而复杂的系统,一个部位“不适”,必然会引起其他部位相应出现各种症状。因此,上面描述的各种经济结构性失衡,只是众多失衡中表现较为明显的症状,其他如工业内部的结构关系、出口产品结构等是否合理,还需要进一步诊断和分析。
不管怎样,就如无法指望一个病人跑完马拉松全程还能获得较好名次一样,指望中国经济再以9%以上高速度持续增长30年或更长时间同样是不切实际的。换言之,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时期中对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很可能是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包括人口等)条件相契合的,在今天却难以为继,甚至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
从生产的角度看,第一,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我国劳动力迟早会出现相对和绝对短缺,廉价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第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远甚于之前,过去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生产方式不可能持续下去。第三,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储蓄率必然会有所下降,由此决定了资本存量增幅的放缓。
从需求因素看,中国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依赖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增长。首先,2008年的金融危机极有可能改变西方社会的行为模式,借债消费、提前消费的行为会有较大改观,这意味着我国外需增长的放缓。另一方面,大量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对中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而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投资增幅也不大可能经常性地高于过去30多年的平均增速。
至于消费,没有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对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调整,就不能指望其一跃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事实上,只要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则人为的经济波动和经济的低效率就难以避免;只要工业仍然一家独大,则产能过剩和高度依赖出口就难以避免,同国外的贸易纠纷、人民币币值争端也就难以避免;只要区域结构失衡没有调整,则城镇化畸形发展、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问题就难以避免;而只要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没有调整,则消费萎靡、社会不稳等问题就难以避免。
总之,只要中国继续关注经济总量规模,而忽略质量的提高,只要经济增长继续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忽略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的作用,则各种失衡问题就将愈演愈烈,环境污染、能源安全等问题就将日趋严峻,经济增速也将不可避免的显著回落,甚至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陷入长期停滞。突破这个困境的可行办法只有一种,让带病之躯的中国经济放慢前进步伐,同时辨证施治(包括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等等),促使中国经济重回健康的发展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整经济结构尽管可能不是万能的,但不调整经济结构却是万万不能的。(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