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重构 [林尚立:重构城市治理体系]

重构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对话

——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访谈

访谈嘉宾：林尚立，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８２６３（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０１—０７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以及城镇化的日益提升，中国的城市发展面临着重大的结构性挑战，如何在推进城市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良好的城市治理体系，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因此，现代城市需要在比较和借鉴世界上不同城市的治理经验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治理结构和体系。

现代人类文明，就是在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创新之间的持续联动中不断向前的。许多决定现代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制度创新，都是以城市为实践空间而形成的。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现代城市的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完善水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与现代文明建构的能力与水平。

围绕着现代城市治理的几个核心议题，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林尚立教授与中心主任韩福国博士，周蜀秦博士后等人，展开深入的对话，梳理了关于城市发展与治理的前沿理论，提出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综合性路径和框架。

一、集聚与分化：现代城市治理的使命林尚立（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城市是一个复合体，

是集聚陛与分化性共存的复合体。没有人以及与

人的生产和生活相关因素的集聚，就不可能构成城市；同样，没有人的多元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与生产的活力，就不可能有城市的成长。因此，现代城市的产生是一个集聚的结果，而城市的发展则是分化的体现。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改造人类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每一时期的城市都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新角色和同样丰富多彩的新潜力，它包含了法律规范、道德标准、建筑样式、市井民风等等方面的相应变化。

现代工业革命以来，在市场与民主的不断发育基础上，城市的集聚功能Ｅｔ益凸显，包括产业、人口和文化的集聚。在城市容器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语言都聚集一起，并且相互融合。同时，现代城市在不断解决城市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城市进行了有机分化，包括空间的多中心展开、多元社会主体的呈现、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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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更新与城市业态的不断更新，这些分化不断产生出发展的推动力。

韩福国（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副教授）：如果从城市功能演变的“集

聚——分化”辩证关系来看，集聚是城市存在的

基础，分化则构成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虽然集聚与分化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市民与城市社会自身运动所形成的，但二者要平衡与协调地共存，并相互促进，就需要超越城市市民与社会的更高力量，这就是城市的治理结构。

林尚立：从治理的角度来看，一个具有成效的治理结构，也就必然体现在如何在加强城市的集聚功能持续实现上，形成城市物质空间、产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有机分化。现代城市的集聚，不是城市对所有资源的过度占有和无序的扩展，而是一种有利于城市各个人群“居住、生产、交通和游憩”的资源合理配置；现代城市的分化，也不是各个城市组织部分之间的空间结构的紧张，不是城市各个社会群体的分裂和对抗，更不是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因此，分化不是分裂而是一种发展生命力的维持。

周蜀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网络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城市治理的面向正在发生一种格局性的变化，过去城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以市民为对象，解决城市生产、生活的问题，但当前的城市在空间尺度上已经不是一个相对于农村的概念，必须考虑自身在全球层面的生存发展，治理结构无论从尺度上还是面向上都越来越走向“跨界的治理”。

林尚立：尤其是伴随着近二十年来的信息技术更新，使得城市的属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主要体现在：（１）从城市的性质从一个“国家属性”变成“全球属性”；（２）从一个“三维空间”变成“多维空间”；（３）从一个传统的“内部参与”到“内外共同参与”的复合主体。

城市属性的变化是我们思考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的基本向度与维度，这些城市属性的重新定义和发展，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中国的城市的集聚与分化的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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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作品，犹如现代艺术一样，它不是定格化的，而是流动不拘的，因而具有无限的想象力和再创造的空间，这为城市治理创新或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了内在的力量。集聚与分化基础上的流动构成所有城市的根本命脉，现代城市的治理和发展创新都必须遵从这个命脉，实现集聚与分化二者之间的平衡，从中寻找真正的城市活力与创造空间，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现代城市的一致性的集聚中，形成多元化的分化，同时在多样化的分化基础上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集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全面开放都是以城市为空间全面展开的，城市要承载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全面冲击，同时要承载国家转型变化所产生的政治和多元的社会压力。因此，否则它也无法承载现代国家的转型和现代社会的自我实现”①。

二、“造化自然”：从生态与规划创造“元治理”林尚立：从城市起源的角度观察，几乎所有城同时，城市的自然不等同于简单的自然山水，城市自我要在市场化与全球化方面要升级转型，发育。中国城市的治理，需要从理念的塑造到路径的建设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制度架构，否则现代城市很难体现“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体现

现代城市的目的——“能自知自觉，自治自制和

市的选址都是人们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自发地追求自然环境最优组合的结果，因为城市的集聚需要首先满足人们对生活资源和安全的需求，例如“依山傍水”与“易守难攻”等等；同时，城市也会选择一个最优的自然资源所在，例女Ｉ；ｌｌ京的什刹海、上海的苏州河、南京的玄武湖、杭州的西湖、苏州的“姑苏城外寒山寺”等等。同样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自然景色资源，所以我们在城市治理的比较研究中一直提倡现代城市需要“保山、保水、保自然”，这些自然山水是城市人文和历史的最为基本的载体。

而是一种经过人们不断赋予其历史和文化内涵的“造化”结果，是一种“造化自然”。所以，城市的历史遗迹构成了城市自然环境中的活的灵魂，而不是单纯的自然遗迹。在这种意义上观察，城市

的外在物质形态是人们不断地进行城市规划建设的“博物馆”，许多优美杰出的城市历史建筑构成了人们对自然有机改造的典型体现，也是城市民风的最佳“容器”。

人们在城市空间内的集聚是一个主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结果，保存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是人类对城市的最好的“造化”，因此，城市环境的彻底改造最终变成了人的改造。因此，生态与规划构成了城市的“元治理”，它们两个是现代城市的治理的“元结构”，是现代城市对实现人们“自治自立、自觉自为、自我发展”本质属性的最基本的载体，也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所有层面出发的最元初的基础，构成了现代城市治理的坐标原

点。

韩福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国际上的城市在城市发展中高度重视“人居环境”。城市更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为城市规划的形体规划思想，在具体实践中，包括奥斯曼的巴黎改建，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芝加哥的“城市美化”运动以及现代建筑国际协会（ＣＩＡＭ）的“功能主义”思想等，在本质上把动态的城市发展看作静态过程，进而寄希望于整体的城市形态改变，这造成许多城市病的产生，因为这些城市规划理念由于过于单纯而无法遏制城市病的产生。

林尚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世界城市更新的动力与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注点从早期单纯的物质形式更新转向注重城市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的整体性更新，并且与城市的区域、环境、公共政策相结合。其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向信息社会转变、生育率下降和高层次市民的增加、产业结构的转换等等都是城市更新的动力。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出现了“公共一私人合作型”改造、“公共一个体合作型”改造和“绅士化过程”等路径。

现代城市的有机更新过程都更加注重从“人本”的角度，强调城市发展要考虑人对自然环境的需求，强调城市规划的“利人原则”，这样，现代城市的有机更新把自然与规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城市的良性“元治理”：在微观层面上要求城市空间具有宜人的尺度，保证城市空间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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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及心理的尊重；在中观层面上，强调具有强烈归属感的社区设计，形成融洽的“邻里”环境；在宏观层面上，力图实现通畅的交通路径、适度的城市规模，形成新的产业形态。这方面经典的理论有简？雅各布斯的“城市多样性”；芒福德的“以人为本”思想和亚历山大的历史价值保护观等等。

中国城市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中，一直忽视对城市自然资源和历史资源的保护，在追求政府政绩的冲动下，盲目地进行经济开放区的开发，进行城市地标和中心上商务区（ＣＢＤ）和中央居住区（ＣＬＤ）的建设。同时，缺乏维护或者“恶意破坏”城市历史遗迹，以至于“善意破坏”传统街区的现象层出不穷。在城市城府（作为中国的地方政府）盲目地着眼于经济指标和城市建成面积指标的考核下，城市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内在结构失控的境地，这造成城市“千遍一律”的外在物质结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ｏｒｍ），也就必然损失掉了城市的“灵魂”。

所以，现代城市的任何一个对城市物质形态的规划改造，需要充分考虑到城市的“元治理”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结构。人们在城市自然生态的基础上“造化了自然”，成为人类存在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空间体现。因此，城市也就从“保山、保水、保自然”的基础上，上升为“保山、保水、保民风”，否则，人类就几乎在城市中摧毁了几乎所有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然后突然意识到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已然丧失了自己生存下去的必要基础。

三、政府管理：从法律与公权创造“硬治理”林尚立：城市只有在集聚与分化之间形成一种有机的平衡，才能获得一种持续发展的能量。因此，现代城市如同现代国家一样，都需要一种超越于各个城市集聚人群之上的治理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成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㈤因而，不论是城市的政治，还是城市的治理，虽然都离不开政治或行政的强力，但其本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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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或行政强力的实现，而是有强力保障的平衡与协调的实现，即城市的集聚性与分化性的平衡与协调，这就构成了城市的“硬治理”。

政府及其背后的国家既可以提供现代城市发展的最为强势的推动力量，也可能形成一种最为明显的破坏性力量。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城市发展历史中，都可以发现许多城市都被国家与政府的强权力毁于一旦，或者毁灭于战争，或者消失于对城市的过度使用，使得城市发展的根基不复存在。随着现代历史考古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意义上被自然本身毁灭的城市反而少之又少。

之所以把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管理结构界定为“硬治理”，是政府基于公共权力的享有而提供了现代城市治理的外在制度框架。现代政府需要从法律与公权的角度出发，它对城市治理的影响必须基于城市人民对于治理公权力的需求，提供政策规划的供给，而不能破坏城市发展的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脉络。现代城市“硬治理”的基本依据就是建构在现代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法律体系。

韩福国：中国古典社会在乡村中保持一种自治的秩序，但是在城市中却是一种单纯的行政权力中心和自发的商业社会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政府则是一种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基础上的“强政府”，它几乎垄断了城市发展的一切资源的分配、生产和消费的环节。现代中国城市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社会主义民主的逐步发育和完善，需要在法律和公权的基础上，既要发挥城市政府的主动性，同时又要有效地约束政府的行为，形成一个“依法治市”的良性态势。

林尚立：现代城市对公权力的内生性需求并不意味着社会力量的削弱，反而恰恰是需要政府公权力对社会力量的主体性尊重、发育支持和有效互动。

只有形成一个在法律框架内的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治理互动结构，政府管理为主要核心内容所构成的“硬治理”的制度框架，才能在整个城市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使命。对于中国的城市政府而言，中国城市缺乏西欧的城市分化产生的自治结构，而是一个单一制的城市管理结构，这更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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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理解城市多元群体的生存，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积极利用现代信息和技术，进而提供一个有效的城市业态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和城市民主制度。

现代城市治理或城市政治要有调适性与创新能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城市要有巨大的制度发展空间。随着大量人口的集聚，未来政府在社会福利体系构建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社会公平问题也将成为城市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城市的制度空间，不是源于城市的物理空间，而是源于城市的时间空间，即城市不能基于简单的过往经验来规划和治理，而必须基于城市的长远发展与未来的空间来治理。所以，城市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把握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规划，对于城市治理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把握未来能力的城市，是不可能有制度创新的能力与空间的。

四、多元共治－从社会与公民创造“软治理”林尚立：从一个社会的发展角度观察，几乎所有的城市比其所在的国家命运更为久远。民族在变化，国家在更迭，政府在轮换，但是城市却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成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最为久远的历史空间载体之一，这也就是“千年营城”的根本原因。因此，一个城市的最基本的活力在于城市社会的成熟与发育，在于城市治理形态中公民素质的提升与公民参与结构的完善。

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表明，城市是文明创造与发展的动力。这决定了城市集聚的要素与城市内部分化的趋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要求平衡与协调城市集聚性与分化性的城市治理或城市政除了现代城市要具有强大的精神空间之外，韩福国：因为没有现代的“市”，也就没有现治，就必须有很强的调适性，对社会的自治和自主空间充分尊重，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多元力量的共治与合作，形成一种协作治理的结构。

城市一定要有很强的社会自治品质。现代城市固然需要政府治理，但其出发点不是政府的“硬治理”，而是社会的“软治理”。

代的“城”，没有城，也就没有政府存在的必要，而

现代的市的本质，是基于利益互换与互惠的自律与自治，所以，城市天生具备自治的秉性。现代城市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在现代城市的自治传统中生成和发展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脉络都在现代城市中得以萌生和发展起来。

林尚立：现代城市治理所追求的善治，是建构在城市自治秉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之上“多元共治”，所以，如果不能激发城市自治秉性的城市治理，不论一个城市如何创新与发展，其最终形成的治理形态都一定是“跛脚”的治理，因为它失去

了城市治理中最为基础也最根本的治理要素——

城市社会的自治，忽视了城市建构的最根本目

的——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治、自制和自立。

人不仅是趋利的，但同时也是向善的。现代城市的集聚性与分化性，最核心的是人的集聚与分化。“强化的个人责任，加上随之而来的行动自由，便是复合社区中政府的必要发明之一。”⑧这决定了城市平衡与协调的起点是对人的趋利性与向善性的平衡与协调，其关键基础就是现代城市政府要保护和维持城市具有的强大社会精神空间。这具体体现为城市具有开放的心态、厚实的文化、共同的价值以及创意的活力。因此，现代城市的“软治理”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现代城市在治理结构的不断生成中，要持续形成城市的开放式治理结构，鼓励公民对城市治理的多元参与渠道，保证公民对城市治理的评价权利。

“宇宙的智慧体现在其社会性上”，宇宙“使一切高下有序，互惠合作，它让所有事物都各得其所，它将最适合最能和谐相处的事务安排在一起。”（生）实践表明，城市治理的创新与发展，在带来城市治理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多元力量不断发育，社会组织不断丰富和多元，这给城市发展新要素的产生提供了持续空间，从而使城市获得新的发展的资源与动力。

因此，城市的多元共治需要城市社会的良好发育，需要现代城市公民的逐渐成熟和公民责任的担当，进而形成对城市发展的认同感和责任意识。从城市社会和城市公民中创造出来的“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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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依据法律和公权的政府实施的公共硬治理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对城市自然和历史的“元治理”的真正尊重和保护，

五、智慧城市：从信息与技术创造“巧治理”林尚立：现代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及和城市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成为近二十年来国际上各个城市发展中的突出现象。信息以及其他现代技术，改变了城市的内部存在结构，改变了城市问的关系，改变了国家内部的城市层级与世界网络，也使得城市成为一个网络治理社会。

因此，任何一个现代城市都需要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数字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出一个在自然环境日益美好与城市业态日益完善的基础上的现代“智慧之城”。信息和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对城市

“巧治理”的需求，现代城市已经无法依靠传统的

治理手段来应对这个复杂化的社会。

韩福国：国际上的信息化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建筑规划领域、城市地理领域、文化和通讯技术领域等。就研究的重点而言，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泛，包括对技术本身对城市规划、管理影响的探讨、对城市宏观层面上发展的探讨以及对城市微观层面上发展的探讨等。

数字信息化的时代，使得城市的发展形态呈现出现了许多新的概念，如“连线城市（ＷｉｒｅｄＣｉｔ—

ｙ）”、“电子时代城市（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ｇｅ）”、“信息城市（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ｙ）”、“知识城市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Ｃｉｔｙ）”、“智能城市（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ｉｔｙ）”；“虚拟城市（１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Ｃｉｔｙ）”、“远程城市

（Ｔｅｌｅｃｉｔｙ）”、“信息化城市（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ｔｙ）”、

“比特之城（Ｃｉｔｙｏｆ

Ｂｉｔｓ）”、“网络城市（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ｉｔｙ）”等。

周蜀秦：现代信息和其他现代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突出表现于“数字城市”以及“智能运输系统”的实践之中。“数字城市”（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ｉｔ．

Ｙ）是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通过遥感、遥测、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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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国际上发达国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套较完善的ＩＴＳ交通体系，它能够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引起城市功能的变化，因而交通方式的信息化在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内部扩展结构。

林尚立：信息网络导致城市群体空间的重组，网络空间以现实空间为基础，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叠置互补，这将导致迅速的生产和消费全球化过程，以及产业、组织和城市区域的大范围重组（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⑨由于信息产业的区位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城市产业空间的不断形成，使得城市表现出崭新的空间重组，这改变了城市群落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全球的视野观察，全球性空间经济系统也发生转变，大致由三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构成：核心区，即进人后工业社会的区域；半边缘区，即新兴工业化地区和部分老工业化地区；边缘区，即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使得许多城市的职能定位，需视其所处区域经济结构以及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定位而定。

信息的高度集中以及对于交流的高层次需要会引起某些特定的城市功能在空间上的高度密集，于是新型的城市聚集与扩散的矛盾在更高的层次上出现，这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城市结构城市。信息化以新的原则形成新的城市等级体系，它以集聚和分散两种空间极化过程的并存为特征。

在城市空间内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信息化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共处模式。工业时代以来，传统的规模化生产消解了城市市民的许多个性化需求，有限的空间让位给“钢筋水泥”的密集建筑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人们要求“回归自然”的呼声Ｅｌ益高涨，现代城市生存体系对于生态环境、城市人文景观等因素的重视日益突出，因为信息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资源重复利用技术、资源替代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出现，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可能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韩福国：同时，信息化使得城市治理的核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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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一——公众参与，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每个人借助信息手段，成为城市治理的一个网络节点，

同时“大数据”的处理功能，也使得多数人的参与具有了表达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政府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发展，这有利于实现政府工作的公平、透明与高效，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

林尚立：从另外一个方面观察，信息化也是的现代城市的公共危机的应对和管理发生了一个新的呈现形态。“网络空间”（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产生的“网络社会”（Ｃｙｂ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改变了城市人们的交往方式，信息的迅速传递使得人群的集聚变得更加不可控，许多公共事件的产生和蔓延也使得传统的危机应对方式缺乏了相应的空间和时间。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大量人口集聚结合在一起，就要

求现代城市政府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不断提升城市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信息化时代的城市治理中，信息合法性的管理将成为城市管理主要的任务之一。城市政府应该在尊重网络空间带给人们以信息的共享自由和信息披露的自由的基础上，对于信息共享的安全性进行管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现代信息管理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公民个人的信息隐私权，防止不法企业和个人对非经本人同意的信息使用和出售，而不是因为部分的虚假信息出现，就走向所谓的“网络管控”的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如果这样，就失去了信息化带来的城市治理之“巧”。

六、城市治理时代需要现代政治智慧与治理

技术

林尚立：“从奥古斯特・孑Ｌ德（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到ｗ．Ｍ．惠勒（ｗ．Ｍ．Ｗｈｅｅｌｅｒ）的一系列学者都认为，社会是一种‘积累性的活动’，而城市正是这一活动过程中的基本器官。”⑨所以，我们在集聚与分化这两个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基础上，必须高度重视良好的城市治理需要从“元治理”、“硬治理”与“软治理”和“巧治理”四者之间的合理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治理体系，而不是特别倚重于某一个具体的治理部分。

事实上，这是个治理的环节既呈现了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现代城市所需要的多元治理体系的复合性需求。同时，只有四个治理的环节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现代城市的集聚功能才能推动城市更为快速的发展，分化功能才能创造更加有活力的城市治理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当中，就需要城市政府具备现代的政治智慧，通过政府的制度载体供给和政策行动激励，使得现代城市的“元治理”、“硬治理”、“软治理”和“巧治理”之间相互匹配，形成一个完善的、功能明确而又相互配

合的整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依靠经

久性的建筑物和制度化的结构，以及更为经久性的文学艺术的象征形式，城市将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联系在一起。”（ｚ）

现代城市一定要实现集聚的功能，各种资源要在城市空间内形成一种有效的集聚效率；同时，现代城市一定要实现分化的功能，社会才能不断地创造，形成一个新的发展力量。要在集聚功能发挥的基础上使城市合理的分化而不是分裂，就需要当下的政府提供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城市的集聚与分化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连接结构，形成二者之间的有机匹配，而不至于形成单纯的过度集聚而缺乏分化的活力，也不至于过度的分化而导致城市发展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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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结构框架

周蜀秦：因此，政府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治理的环境，在现代技术得以充分的利用基础上，使得城市的发展可持续。城市创新的要素得到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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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城市的需求转化成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的创新获得有效的资源支撑。

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治智慧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就会为城市发展提供一个重新认识坐标，现代城市政府应该使得城市从一个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结构，转变成一个全球化网络节点的城市发展体系，同时，把国家内部的基于行政和区域的城市匹配层级结构，转换成一个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城市发展体系。

韩福国：刘易斯・芒福德针对国际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正当西方文化中城市数量增多、城市规模扩大的时候，却把城市的性质和目的，忘得一干二净：最聪明的人不再懂得社会生活的形式，而最无知的人却准备去建设社会生活形式。或者不如说，无知的人毫无准备，却硬是要进行建设。”⑧这是中国现代城市治理中，政府和社会最应该避免出现的未来，换句话说，只有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产生。

（感谢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曹舒怡、宋道雷、张彦青等同学的资料收集工作，以及对本文提出的意见。）

注：

①③⑥⑦【美】刘易斯・霍华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８４、１０２、１０４、

１０５页。

②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６页。

④【古罗马】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沉思录（５・３５）》，李宏顺译，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２页。⑤Ｋｉｔｃｈｉｎ

Ｒ．Ｍ．Ｔｏｗａｒｄ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ｏｆ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８，２２（３）：３８５—４０６．

⑧【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３５

页。

［责任编辑：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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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对话——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访谈

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南京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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