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时代下政府辟谣之道】 深圳市政府辟谣
摘要：微博谣言已成为政府公共行政和民众公共生活中绕不开的网络问题。对2011年微博谣言的调查发现，目前政府辟谣存在时效低、实效差、形式单一的问题。谣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而且还承载了网民对谣言的态度，因此，政府辟谣不能单纯地证伪谣言。改善政府辟谣现状，不但要有“权威及时发布真相”的原则要求，更要从政府行政惰性、认识偏差和网民思维习惯入手，寻求辟谣的技术之道。
关键词：微博谣言；政府辟谣；辟谣技术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自微博诞生之日起，微博谣言便不期而至。为防范微博谣言带来的危害，政府部门增加了政务公开的力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官方辟谣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谣言治理却收效甚微：这不仅表现在新谣言层出不穷，还表现在被澄清过的谣言仍在传播。在微博时代下，如何提高政府辟谣效率，这就为政府公共行政提出了要求。正是基于此，本文对2011年被澄清的271条微博谣言进行了调查分析，试图探究微博时代下政府辟谣之道。
一、政府部门澄清微博谣言时存在的问题
本文所选取“微博谣言”样本的标准是：在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境内微博中出现的，已被证伪的，且被媒体报道的谣言。依据此标准，本文调查共收录了271条微博谣言，其中通过政府部门澄清的谣言共计121条。整理这些样本，归纳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澄清微博谣言的现存问题。
(一)政府辟谣遵循的原则陈旧，辟谣时效差
在信息时代，尽管公众获取资讯的方式呈多样化，但只有媒体发布的信息才能更有效到达公众。一则谣言越早被媒体报道就越有效传至社会。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政府辟谣的时效进行分析。在调查分析中，本文按主体设计了“谣言澄清形式”的指标，包括“政府回应”、“警方查证”、“媒体查证”等7种形式。同时，本文又将“被澄清的微博谣言首次见诸报端的时间”与该谣言在微博中“出现的时间”相减，得出“告知公众时间差”指标。经统计发现，在此次调查统计中的271个样本中，“政府回应”、“警方查证”的微博谣言，“告知公众时间差”均值为6.1天和9.6天，要高于整体均值5.9天。同时，告知公众时间差的最大值出现在“警方查证”的微博谣言中(表1)。经统计发现：“政府回应”的57条微博谣言中，能及时通过媒体进行发布(即时间差为0天①)仅占到了14％，而大多数的情况为花费1天，其所占比为29.8％；相同情况也出现在“警方查证”的微博谣言中，0天所占比仅为12.5％，多数也需要1天，所占比为18.8％(表2)。由此可见，包括警方在内的政府部门通过媒体澄清一条微博谣言大多需要一天。如果辟谣是拿真相和谣言赛跑的话，“过去叫24小时黄金原则，这是报纸、传统媒体决定的，之后人民网提出‘4小时黄金原则’，就是要在4个小时之内发布。现在有了微博，这样的速度要更快，可能是一个小时或者更快”。由此看来，政府辟谣并发布的时效并不高，多数政府部门的辟谣观念过时，仍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24小时黄金原则。
(二)政府辟谣为“旧事”埋单
在政府部门澄清的121条微博谣言中，其中19条谣言是重复出现的。如2011年11月，新疆地区盛传“新疆艾滋病人将血液滴入烧烤等食物，食者会感染艾滋病”，引发公众恐慌。但该传闻早在2008年就已出现，而且新疆当地政府在2008年4月21日就曾举行新闻发布会进行辟谣。但不想在2011年又沉渣泛起。由此来看，政府部门有近15.7％的辟谣工作是在为“旧事”埋单。同时，经检索发现，即使是政府部门澄清的“新谣言”，仍有网民不知晓，热衷于传播。而且，这种情况亦不在少数。如2011年6月1日，东莞警方通过《南方都市报》澄清“东莞拆迁户剪掉强拆者人头后投案”的谣言，但一直到2011年10月，仍有相关谣言在微博中传播。
(三)政府辟谣的形式单一
政府辟谣在形式上有显著特点，均为否定式判断。以“上海出租涨价”为例。2011年1月30日，微博传闻“上海出租车起步费大年三十涨价，白天15元，夜间20元”。上海市交通港口局1月31日回应称，“此说法纯属谣言。上海出租车运价即使要调整，也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办，包括举行听证会等。”2012年3月29日，再次有微博传闻称“上海出租车起步价为15元，夜间18元”。对此，上海市交通港口局的新浪微博“交通港航”再次回应称“此信息纯属捏造。出租汽车价格调整必须经过法定的价格听证程序。在没有经过法定听证的情况下，是绝不会调整价格的。请广大网民不要听信这种谣言!”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在回应谣言时，多以给出否定判断为答复，辟谣形式单一。
二、政府辟谣现存问题分析
就辟谣公信力而言，政府部门应该是社会公共生活中最具权威的机构，因此政府辟谣的实际效果也理应是最有效的。但从目前来看，政府辟谣却存在时效低，实效差，形式单一的问题。对这一现状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导致此现状的三个原因：
(一)政府部门存在行政惰性，导致辟谣时效不佳
在实际中，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只要谣言被证伪”，公众就理应知道“谣言已被澄清”。因此，政府部门常以“证伪”谣言为“辟谣工作”的终结点。但从辟谣的逻辑来说，辟谣不只是“判断”真假，更重要的是“告知”真假，“告知公众”远比“证伪谣言”更重要。否则政府辟谣工作毫无意义。然而，在实际中，告知任务却是媒体承担。媒体主动联系政府部门获取辟谣信息，并进行发布。可以这样说，政府部门仅是被动发布澄清信息，时常忽视了主动“告知”这一环节。如一名为“西子可儿”的网民，在2011年9月7日撰写博文“宁可为妓，绝不为师”，称自己是杭州代课老师，收入低微，生活窘迫。9月9日，杭州警方就接到杭州教育部门报警。通过调查，警方查获“万某、刘某捏造师不如妓的说法，是为炒作华山美容医院”，并给相关人员行政警告和处罚。但此事的前后经过，在10月26日才由浙江在线全文刊登③，告知公众。由于谣言澄清时间久，杭州“师不如妓”的谣言肆意传播，严重影响了教师形象。总结而言，政府部门的“处理”即为“送达”的行政思维惯性，会诱发政府工作人员的惰性行政行为，减弱政府人员主动告知的公关意识，影响辟谣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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