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为何至死不进京就医】 许世友墓一天一瓶茅台

　　许世友戎马一生，1982年从广州军区司令员退下来后，大多数时间住在南京。1985年被查出肝癌，但他却执拗不去北京就医，这中间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腹痛难耐被查出肝癌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3月的一天，许世友早上没有吃早餐，根据工作人员的安排，今天让他空腹到上海华东医院去做个例行查体。在抽血检查时，医生发现许世友的甲胎球蛋白测定结果非常高，每毫升甲胎球蛋白大于 1000毫微克，超出正常值 40倍以上。显然，华东医院检查的结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第一次亮起了“红灯”。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总医院对许世友进行体检，给他做了个肝脏 CT平扫和 B超检查。军区总医院的检查结论为：“除有肝硬化的现象外，未见明确的占位性病变。”这里所提到的“占位性病变”，实质上就是通常说的“癌症”的同义语。大家为此松了口气。
　　7月5日，南京军区总医院重新化验许世友的血样，每毫升中甲胎球蛋白的含量仍大于 1000毫微克。 7月 19日，为了排除验血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医院再次给许世友抽血复查。结果再一次牢牢地“钉”在 1000毫微克之上。接二连三地出现“红灯”，可许世友却一概不知。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严格遵守军区领导的指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一律保密。
　　军区领导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视。很快，一份标题为《许世友同志健康情况报告》的红头文件，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名义正式成文，置于南京军区首长及中央顾问委员会首长的案头。“报告”是秘密的，只印了 10份，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阅。“报告”的诞生，表明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各科专家，终于取得了初步的较为一致的意见。其实，按常规情况，测定甲胎球蛋白，再结合临床症状，对于诊断肝癌，具有重要意义。每毫升大于 1000毫微克，几乎可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可是，医学专家们有些过分谨慎，加之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肝癌普遍被视为“不治之症”，正如一位参与会诊的内科专家和下属说的那样，谁愿意在许世友身上先下这个“判决”呢？因而，几乎可以确诊，却始终难以确诊，使许世友病症下结论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而此时，许世友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他满脑子认为，自己还没有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这期间，许世友正在青岛参加中顾委会议，住在山海关路 15号。他仍和往常一样，按自己惯有的生活方式愉快地生活着。只是腹部胀痛发作时，那难以忍受的痛苦让他想到自己身体上可能出了“故障”，可疼痛一过去他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而南京的军区党委领导却没有他那么轻松，在看过“报告”后大家感到心里不安。尤其是报告上的那几句定性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常委们的心头。报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经研究认为有肝硬化病或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为明确诊断，建议迅速到解放军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会议结束后送许世友到北京 301医院住院治疗。而此时，许世友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三次拒赴北京就医
　　军区党委的意见是让聂凤智做许世友的工作，劝他到北京去作进一步检查。在谈话过程中，许世友一直兴致很高，当聂凤智问及他最近的身体状况时，许世友非常自信地说：“好，很好！”聂凤智委婉地提出，南京来了电话，说检查报告出来了，肝部有点毛病，可能是肝硬化。许世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既不惊讶也不紧张。聂凤智又小心地建议，会议结束后，由青岛直接去北京，到301医院去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许世友当即干脆地回答说：“不去！”聂凤智在许世友手下工作多年，了解老上司固执的脾气，但此时，他还是不死心，耐下心来再劝说：“肝上的毛病不能轻视，北京的检查手段先进，治疗条件比南京、上海都好出许多倍。”许世友仍是那两个字：“不去！”何鸣曾在南京军区空军机关门诊部当过主任，有比较丰富的医疗和保健知识，她了解301医院，作为全军的总医院，不仅各种医疗设施、检查手段堪称全国一流，而且各科专家教授云集，对治疗各类疑难病症很有一套。于是，她又苦口婆心，非常有针对性地劝许世友要及早到301医院去检查治疗。任凭何鸣怎么劝，许世友还是不去。会议的间隙，聂凤智和何鸣便动员杜平、唐亮、萧望东这三位南京军区的老领导，也是许世友的老搭档，来做他的工作。可是以固执出名的许世友司令员，不管大家怎么说，就是一句话：“我不去北京，我不上301医院。”许世友为什么不肯上北京、不愿到301医院，个中原因谁也说不清楚。
　　在许世友病重期间，时任301医院政治委员的刘轩庭，陪同两位医疗专家来南京为他会诊，同时带来了一箱供治疗用的进口白蛋白。刘轩庭是许世友的老部下，来北京前在南京军区后勤部任政治委员，对许世友的性格很了解。在病榻前，许世友两眼紧紧地盯着刘轩庭，欲言又止。刘轩庭侧着身，向老司令员问道：“首长，你转到北京治疗多方便啊！”“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没有一时点破。
　　不上北京，可许世友回南京之后也不愿住院治疗。许世友依然我行我素，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许世友讳疾忌医是很有历史的。在战争年代，他每次负伤后，都是用传统的土法偏方治疗，不愿吃药打针，更不愿进医院接受手术。解放后，随着医疗条件的好转，许世友还是不愿到医院去。
　　疼痛难忍几欲自杀
　　一生转战南北，大难不死的许世友，根本不把一般的伤痛放在眼里。长征时期，他挂过7次彩，有时伤得很重，就先取出子弹，再找点倭瓜瓤子糊上。他给部队讲传统时，多次这样说：“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就是在医疗条件大大改善的和平时期，许世友也懒得看病，怕打针、吃药，更怕住院治疗。他不爱听医生的话，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医生给我看病，怎能比我自己了解自己的清楚？”“要是全听医生的，人就活不成了。”“医生给别人看病，他能看自己的病吗？如果是这样，医生都是百岁的寿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