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生：重建中国自己的造型体系:价值体系的三个层面

　　袁运生　　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1979创作北京国际机场壁画《生命的赞歌——欢乐地泼水节》。1980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及油画系。1982年8月应邀访美，翌年，为塔夫茨大学创作壁画《红+蓝+黄=白）》。1984年初至1987秋应邀为哈佛大学访问艺术家，1996年，为哈佛大学创作壁挂《人类的寓言》。同年，应中央美术学院靳尚谊院长邀请，回国任教于四画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为香港城市大学创作壁画：《夫子抚琴》、《万户飞天》。从2002年起至今，致力于《复制中国古代石刻与建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课题研究。现为博士生导师。
　　中国的经济正稳步向前发展，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份文化资源，但是近百年来，由于西方化思潮的影响，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份遗产的重大价值，通过重建中国自己的造型体系，重新认清中华文明的价值，是今天中国文化人的责任。（袁运生）
　　从2002年起，提出“复制中国传统雕刻”的课题，到2005年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的课题，旨在强调中国的美术教育应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立起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今国际文化格局中的主体意识，同时吸取其他民族所长为我所用，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袁运生）
　　柯萍（以下简称柯）： 您在1982年《美术》杂志的文章里谈及了对当时美术教育的看法，是从那个时期就很关注中国造型了吗？
　　袁运生（以下简称袁）： 81年，我有过一次比较重要的西北之行，第一站去的是敦煌， 我可能是在那儿呆得时间最长的人，差不多三个多月，用毛笔、宣纸画了很多线描，敦煌以后，我又去了麦积山，时间也不短，接下来去了西安的碑林，还有陕西省文物研究所，我当时的感受是，一个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几件人物雕刻，就有如此高的水准，这对我的震动很大，再后来又去了洛阳和郑州。回来后，有感而发，写了那篇《魂兮归来》。
　　其实早在大学时候我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记得大学二年级，在班级的小组讨论会上，我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感慨：如果按我们目前的教育系统培养人，中国恐怕很难再培养出齐白石这样的画家了。这成为我的右派言论，因为当时是苏联的教育模式，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反苏言论。
　　三年级，我选了三画室，成为董希文的学生，我最认同的就是他在艺术上走的是中国之路，他提出的“油画中国化”的主张，根本立足点在于中国文化。董先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父亲是著名的收藏家，从小就受到熏陶，生活上是个很内敛大气的人，给人一种谦谦君子的感觉，诚以待人，在气质上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份子形象。他曾经用三年多时间深入研究敦煌艺术，在想象中做复原壁画的尝试，胆略令人钦佩。
　　柯： 之前的经历可以说是您确定中国之路的缘由吧？
　　袁：应该说从那时候起，走中国之路，已经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后来的美国之行，从另一面加深了我的信念。1982年我去了美国，96年回来，美国生活的14年，让我经历了从西方新表现主义风潮最盛的阶段和它衰落的过程，那时候，抽象表现主义已经过去了，像德库宁虽然和新表现主义的潮流还保持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但是从整个西方的思想逻辑来讲，它必须找到下一个艺术运动的出路，应该说他们当时是很茫然的。西方的绘画与雕刻死亡论盛嚣尘上，好像已成定论。这时候，我想到我们的出路恐怕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化自身，不必再跟着他们玩了。
　　96年我回到美院，当四画室主任，就发现了一种认识上的矛盾，我带学生去敦煌，有些同学就不理解，因为他们希望在四画室得到现代主义的教育，而我从内心里已经离开了现代主义，我在教学大纲里也否定了走现代主义之路，提出向传统学习。但我没有合适的教材，敦煌也好、麦积山也好，几年的大学教育，最多去一次，不超过一两个月的时间，无法深入学习，所以，2002年，我正式提出复制中国古代雕刻作为基础教学的教材。
　　首先就是通过考察，对中国的古代文化遗存现状，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这样，才能知道我们今后发展的可能性。
　　柯：2002年您提出复制中国古代石刻进入基础教学，当时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规划吗？
　　袁：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在2002年，我给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写过一封信，阐述为什么要复制中国古代石刻？很快就接到单局长的回信，他说，他跟前任局长张文彬同志都很理解和支持。（当时正是工作交接的阶段，单局长刚刚接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于是，学校拿出了50万，开始了考察工作。当时，就是想要改革素描教材，我的设想就是通过考察选择一批中国雕刻，当然，基础教学一旦改变，就会涉及到其它问题，但前提是先做起来，其他的事再一步步解决。首先就是通过考察，对中国的古代文化遗存现状，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这样，才能知道我们今后发展的可能性。包括我后来提出建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都是发端于此。
　　柯：2005年您又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袁；这两者之间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因为认识改变了，经过了四年的考察，我发现，除了中国古代雕刻，中国的器物的发展史，是另一个造型艺术的重要系统，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就是青铜器，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石雕系统，所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我又加进了青铜器系列，这是质的变化，我觉得它应该放在石雕前面，这样，才能比较全面的反映中国的造型艺术的特点，同时，也跟西方的造型体系彻底拉开距离。于是在2005年，建构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思路也就顺理成章的形成了。
　　还有，我当时回国以后的感觉，中国艺术的状态更加的西方化，不但带着一种迎合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的动向，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更政治化的倾向，作为文化建设的传统艺术和精神，处在被冷落的状态，这让我很失望。
　　今天，提出构建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不光是由于我们的美术教育体系来自西方，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对美术运动的关注首先是两眼看着西方，依赖于西方的新流派、新理论，而对中国艺术自身，可以说了无兴趣，连云冈石窟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