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被现代化遗忘的角落】

　　几周前，希福给我电话，说要介绍个人给我认识。我已经学会要相信希福，所以没再多问什么，何况我发现他的朋友都很特别。　　几天后，我坐在雍和宫对面的COSTA咖啡店等他。他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玻璃门外，后面跟着一位年轻女性，推着一辆婴儿车。他们进门时，我看见车里的小女孩脑袋大得出奇。这位年轻女士名叫盛珊珊，她告诉我，女儿两年前出生在重庆一家医院。当时为了照顾女儿，她辞去了工厂的工作。那时她丈夫还在昆明打工。
　　春节过后，珊珊投奔丈夫去了昆明。也就是在那时，她开始发现女儿邓盛心的脑袋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跟她那瘦小的身体不成比例。去医院检查了才知道，女儿患有脑积水。
　　心心在昆明一家医院动了手术，医生在她脑子里置入分流管排掉积水。当时，心心才7个月大。10个月后，她接受了第二次手术。珊珊指给我看女儿脑袋上的疤痕，接着又脱下女儿的粉色短裤，让我看另外几处放置了分流管的地方。
　　现在，心心在北京一家专门护理此类儿童的医院接受康复治疗。珊珊住在为患者父母提供的住宿中心，不过那里离医院单程就要三个小时，包括两趟公交车和换乘三条地铁线路，折腾得很。
　　“医生告诉我，如果接受康复治疗，她还能走路。”珊珊说。
　　“她现在能自己翻身了，”母亲说道，并为这小小的进步喜形于色，“一旦她学会了走路，我就可以回家了，大约需要六个月吧。”
　　我问她心心会不会说话，她答道：“她只会说爸爸、妈妈，还有其他几个词。”
　　珊珊解释说，为了给女儿治病她已经借了几次钱，也有一些基金会捐钱给她。她还在等待更多的捐助，但是不知道何时会收到，也可能不会有。医生刚刚通知她无论如何要先付清已有的账单，不然没法给她女儿提供治疗了。
　　“要是还没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说。
　　她丈夫在昆明街边卖手机充值卡，一个月挣1000多元。她说自己老家的亲人都是穷苦农民，“只知道种地干活”。
　　她递给我一叠纸，有一封求助信、一张出生证明、一份医疗记录，以及心心在医院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中，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躺在病床上，脑袋上缠着一张大大的纱布；另一张照片里，她像所有小女孩那样幸福地笑着，头发剃光了准备手术；还有一张是珊珊抱着她的小小女儿的照片。
　　我问珊珊多大了，她说自己才22岁，这让我吃了一惊—比我那无忧无虑的女儿还小一岁！想到这位母亲年纪轻轻却肩扛重担，我心都碎了。
　　我问她怎么遇到了希福，她说几天前，她在西单地下通道分发求助信，希望有人会为女儿的治疗捐点钱，她碰上了也在那里卖画的希福。
　　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希福有点特别，他30来岁，患有脑麻痹症，说话有点障碍，双手几乎无法动弹。虽然他走路不方便，双脚却灵活无比。他能用脚趾头夹啤酒杯，使筷子比我还自如，甚至还能拨打手机。
　　他是东北人，十几岁时母亲带他来到北京，希望他能学点技术养活自己。一位画家花了三年时间教他用脚作画。他背着画笔和墨水游走于这座城市，在闹市区的人行道上写特色书法。他的名片上自豪地写着：足够快乐。
　　2008年特奥会期间，我写了一篇关于希福的文章，自那以后，我们一直是朋友。他差不多每个月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我们会在一家咖啡店里见面。虽然身有残障，希福却很乐意帮助他人，也许是因为感同身受吧。他介绍了好几位需要帮助的朋友，还跟我说他节衣缩食帮助了几个残障孩童。
　　一年前，他介绍我认识了张永红，一位残障艺术家，在西单地下通道创作销售自己的作品。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我曾和希福、张永红在那里待了许多小时。我的思绪飘回了今年年初一个寒冬的早晨。
　　西单的地下通道人来人往，张永红坐在地面上，只靠几张薄薄的坐垫御寒，身边摆满了数百张剪纸作品。他手拿剪刀，身体前倾，一脸专注，小心翼翼在一张红纸上剪出各种民间传统的图形。张永红今年38岁，但跟小孩差不多高，这是患有成骨不全症的结果，中国人还管这个病叫“玻璃娃娃病”，因为患者的骨头极其脆弱。他终生困于轮椅之上，从三伏夏日到数九寒冬，靠叫卖自己的作品艰难度日，还要提心吊胆于那些专门清理他们的城管。
　　去年冬天的一天，寒风刺骨，张永红穿了一身儿童棉睡衣，再裹了几件衣服，身边搁着他的海绵宝宝背包。路人们驻足看着他工作，有些人会买几张他的剪纸，还有些人在他的小红盒子里丢一些零钱。不少人围观地上的一块大塑料布，上面写着这个陕西人的故事，还有他四岁女儿的照片。他女儿叫田雨，也得了一样的病。上面还有他不久前拿到的离婚通知书—他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这事让他痛不欲生，几欲寻死。照片上的小女孩正躺在床上哭，一只手一只脚都打着石膏。塑料布上最醒目的一句话是：“献艺救我女儿。”
　　那天我就在不远处，看着路人和张永红交流。我看到一个年轻人，20岁的样子，留着小胡子，戴着绒线帽，止步在满地的剪纸碎屑中。我怎么也没想到，他慢慢弯下腰，给了张永红一个拥抱。张永红愣在了那里。他轻轻对张说了些什么，然后扭头走了。我感动不已，拍拍他的肩膀，感谢他的举动。他转过身来，有泪水在他眼中，他说：“这就是我的国家。”他的语气中流露着无奈，耸耸肩，快步走开了。
　　随后，我问张永红那个小伙子对他说什么了。张永红咧嘴笑了，“加油！”
　　我是去年七月经希福介绍认识张永红的。我来到他在琉璃厂的住处时，看到他坐在一个小店面里，身边全是各式各样的剪纸。他正在临时腾出的工作区里制作一张新作品，四处翻找工具纸张的时候显得有些吃力。
　　就在那个街边，他讲了他的经历，他是怎样遇上他妻子，又是怎样分开的。还有他女儿，他深深爱着的女儿。从那次开始，后面一年我们多次见面。
　　张永红和心心的经历是中国大陆八千三百万残障人的缩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远远抛在身后。虽然一些批评者们承认对残障人的关怀有所进步，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国家仍然做得太少，而且，为时已晚。
　　中国其实制定了不少保护残障人的法规，只是未见落实。
　　希福说他每个月可以申请100块钱的低保，但他每月的生活费得2000多元。所以他就没费心去申领这份政府救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