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号大院忆往_忆江大院电话
在原卢湾区有一条不足千米的绍兴路,上海出版界的老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坐落在这条小路的中端——梧桐叶掩映的54号。 一 “**”前,这里文化氛围氤氲:东首,5号为上海市出版局,7号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西侧,74号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为这条“出版街”平添几分雅韵的,是54号对面的上海京剧团:清晨,花脸在院子里吊嗓门的“啊啊”声在金色的晨曦中嘹亮;黄昏,武生在绍兴路上略施骑车小技的身影在火红的晚霞里飞扬。“**”,这里“文”“雅”不再:国剧院内,琴瑟寂寥鼓板歇;出版局里,“你方唱罢我登场”;整理国故的“中华”换成了“解放”的牌子,“黑线专政”的文艺社成为“砸烂”的对象。54号,自然也未能幸免折腾之厄运。直到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这里才旧章重续、新篇再开。
也许,理发室的陈师傅对54号大院的“旧章”与“新篇”耳闻目睹最多。
原来,陈师傅的理发室设在《新民晚报》社。“**”中,《新民晚报》停刊,人员“一锅端”去了干校,陈师傅居然也被裹在其中,一道“发配”五七干校。说起这段经历,陈师傅总是阿Q式地自嘲:“干校,那是干部去的地方。我,一个剃头的,竟然也被弄到‘五七干校’,真是莫名其妙!好在大家头总是要剃的,所以,到了干校,我还是拿剃头刀。一个礼拜回上海一次,从奉贤乘车到徐家汇,三只角子(三毛钱)弄一碗‘小白蹄汤’解解馋,再回到家里,让老太婆笑话:‘嗬,大干部回来了!’1972年3月,出版社恢复,选了一点原出版社人马,也抽了一些晚报的人。大家还是要我剃头,所以,我总算被弄了回来,结束剃头师傅上‘五七’干校的历史,到了54号。”1982年1月《新民晚报》复刊时,陈师傅早已“乐不思蜀”,不愿归队了。
那时恢复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个“一锅煮”的大社,“**”前的11家出版社被压缩成一个个“编辑室”,全部集中在绍兴路54号。陈师傅除为全社男职工理发外,也为女同志剪短发,小小理发室,天天客满。1978年后,各出版社建制陆续恢复,大部分人先后离开了54号,但很多人理发还是想着这里,趁工余休息跑来54号,请陈师傅“修修边幅”,所以,理发室依然顾客盈门;来理发的,依然是那些局长、社长、编辑、编八(对编辑以外人员的戏称)。健谈的陈师傅也总是一边头发是头发、胡子是胡子地替他们收拾干净,一边天南海北、东拉西扯与他们闲聊:从足球赛事到世界风云,从个人经历到行业变迁,从改革开放到不正之风……那时,几乎无人不晓:54号理发室是“信息总汇”,陈师傅是知道得最多的人。
在陈师傅的理发室里,传播频率最高的,自然是54号大院前世今生的故事。因为,来这里理发的老人,每每会感念往日的岁月;来这里理发的新人,常常会感佩昔日的辉煌;来这里理发的外人,往往会感慨旧日的故事。于是,54号的那些往事“碎片”,总是被存储在人们的记忆中。
二
现在的绍兴路54号,是由原绍兴路54号与永嘉路25弄8号两个小院合成的一个大院。绍兴路54号原是一资本家的宅院。进得院门,攀援成荫、绵延成廊的葡萄架下是一条由大门通往宅第的走道。道路西侧,是一山水皆具的精致小园。山者,是以土堆积的小丘,上植有杉、樱、桂、石榴等佳木及花草;水者,系依丘北而筑的小池,池上石桥横卧,池中锦鳞游泳,汩汩喷泉从一男孩怀抱鲤鱼的雕塑中涌出。临园,是一幢北坐南向的灰白色三层洋楼。底层,有一可供多人翩跹的舞池;拾梯阶而上,二楼还有一个仅几人可曼舞的小厅;三楼,为寝卧之室。永嘉路25弄8号的那座宅院,西厢是一幢中式建筑,底层的头二三道门如“山门”正对,二三层的房间环廊分列;东西两边,都有宽敞的扶梯;楼东侧,是一片绿茵草坪。据说,这是杜月笙的一弟子孝敬老头子的,但杜本人并未使用过。
1951年3月,进入上海的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一分为三,华东总分店编辑部和出版部成立华东人民出版社。首任社长叶籁士看中了绍兴路54号及与之毗邻的永嘉路25弄8号这两个宅院,出资买了下来,拆除两院原有的毗邻围墙,以绍兴路54号为进出正门。同年7月,华东人民出版社从新乡路1号迁至绍兴路54号。这里成为出版社后,不知何人将这两幢建筑戏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西边的“半殖民地”用作资料室、编辑部和领导及人事办公室;东边的“半封建”用作设计、出版、行政等办公室,草坪被改为球场。1955年1月,随着华东区大行政区撤销,绍兴路54号门口的“华东人民出版社”牌子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成为主要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类图书编辑出版的机构。
“**”前期,这里人去楼空,一度萧瑟;“大社”时,东面的球场被改建成一个大会场,以适应不时要召开全社大会的需要。1978年后,各出版社建制恢复,大会场又被瓜分成各社仓库……
三
在绍兴路54号那些前世今生故事中,陈师傅虽然难以知晓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人民”、“文艺”两家出版社在这里共享年夜饭的情景,却难以忘怀。原来,54号大院里,不但有文艺出版社部分编辑室的“插花地”,而且有两家共办的食堂。因此,每到年终,总要以年夜饭形式将伙食尾子消化掉。于是,每到吃年夜饭那天,大院里喜气洋洋:食堂里将拟好的年夜饭菜单印发给两家出版社的每一部门,各部门都把办公桌拼成一张硕大的“大菜桌”,并备好酒水饮料;待食堂按响铃声,各办公室手疾腿快者便手持领菜单向食堂飞奔而去,一盆盆一道道菜肴便行云般向各部门流去,此情此景,煞是一道别致的风景线。食堂师傅也真能做:鸡鸭鱼肉的冷盆、爆炒炖煮的热菜,再加上八宝饭、圆子羹等点心,一应俱全。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提着酒瓶串门敬酒者有之,自称还能喝一百杯者有之……此时此刻,陈师傅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出版人消融一年辛劳的欢乐。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绍兴路一侧破墙,开设读者服务部。设在54号大院围墙内一侧矮平房里的理发室,只得移至东楼西侧裙楼楼梯拐角处。新的理发室光线敞亮,还安装了洗头用的电热水器;还有一架电话分机,需要理发的,可电话预约,无须在逼仄的理发室里等候。对此,陈师傅乐呵呵地说,这是共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过,也有窝火的时候。随着出版社自办发行扩大,不但原来只有对面上海京剧院搬运道具时才有卡车声响的绍兴路上增添了给出版社送书的车鸣声,而且出版社仓库里的书也因满仓“溢出”,开始“蚕食”院内空地。于是,陈师傅和来54号理发的人,都只能从葡萄架下堆满图书“搁脚”的间隙中蛇行而入;有时,正巧遇上装卸图书,还得停住脚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喜欢来陈师傅的理发室。因为,这里不仅可以听到最新的行业动态,还可听到陈师傅对种种时弊的解读:“过去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汽车走得比人慢,天是灰蒙蒙的。其实,这有啥稀奇。我们经过努力,不是也实现了吗?”“有些仁兄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以圆台面为中心,吃一点,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