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不穷，文脉难畅] 穷的本义

　　摘 要：《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著名古文，历来论者颇多。由于文章涉及重大历史事件且隐含了比较敏感的大规模吃人问题，从而使文章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和开放性。韩愈为文之初衷亦有辩诬成分，但他辩诬的风格却与他其他文章的大刀阔斧不同，未免有顾左右而言他的造作。窥破这点，再细寻文章脉络，剖析韩公用心，就能看到，无论韩公具有多么高的为文技巧，一旦陷于强作辩难的地步，他为文的步履将是多么地艰涩。文章试图寻绎韩文笔法，从他的心口不一寻找他思想上的缺陷，以及在为文中的体现。
　　关键词：《张中丞传后叙》 立传 辩诬 良臣与忠臣
　　《张中丞传后叙》（以下简称《后叙》），是韩愈的古文名篇，历来深受好评。文章涉及的是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睢阳保卫战。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当时不无争论。然而，韩愈为文以来，文评家们几乎都交口称赞，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但遗憾的是，这些评论，侧重于思想性的，往往由封建义理出发，重复的是对张巡、许远的褒扬；侧重于艺术性的，也仅局限于对章句结构和为文措辞的激赏。笔者认为，对于韩文的探讨，如果撇开思想性分析，得到的将只是韩文无所不能的技艺称赞；进行思想性分析，如果走不出封建思想的泥潭，重复的只能是忠君义理的老调。《后叙》可以说就是一只难以把握的刺猬。围绕此文的探讨，或许可以看出古代论文的局限。在我们今人试图走出此局限时，会发现是多么地步履维艰。不但要承受古人光环的萦绕与迷惑，还会发现，任何的批判都会面临由现实的躯体上撕裂掉传统的创痛。
　　一、一边倒的评论说明了什么
　　无可否认，从局部看，《后叙》的艺术技巧是高超的。前人已多有论述。赞美者多之又多，如茅坤说：“通篇句、字、气，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称许韩文似太史公；储欣却说：“辨论序事，豪恣满意，此正昌黎本色。眼中笔下，何尝有太史公。”（《昌黎先生全集录》卷一）要之称赞者皆将韩愈与司马迁相比。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时代的古文鉴赏家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以赞美张巡行为为前提和思想范式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对封建社会的忠君义理观念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按说对张巡行为可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但所有的评价，绝大部分重复的还是赞扬的老调。如《重塑英雄形象 再度伸张正义》，《不平而鸣 气盛言宜》，《生动的记叙 愤激的议论》等等。《略论张巡领导的雍睢保卫战》也仅仅轻轻一笔提到“人之相食”，完全的笔墨是为张巡许远唱颂歌。[1]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对张巡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如八十年代章起的《评韩愈》，如进入新世纪后冯磊的《小妾悲怆问名将》（见《中外文摘》）和丁明利的《张巡祠里的阴影》（见《杂文选刊》），但后两篇还是以杂谈形式出现。另有文章，虽不是就韩文而谈，也没有回避张巡率部吃人问题，但却令人吃惊地将张巡吃人行为进行了合理化阐释。文章说：“张巡在特定时期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对人性与道德作出了选择。张巡杀妻飨士，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人性的亵渎，对人伦的挑战，对道德的践踏，但从实质上分析又不难看出，这无奈的选择背后，选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张巡面对的情况是顾全整体牺牲局部，是为‘大义而牺牲小仁’的问题，他用政治上的大智大勇战胜了自然人性和人伦道德。”[2]
　　以上论文，在思想内容方面，赞美者难脱陈腐之词，批评者，基本都没有超出王夫之水平。（章起文章较好，但基本也是就王夫之观点的发挥）王夫之尚且批评张巡“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于义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逭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反观今天太多的批评依旧重弹忠君大义的老调，可以想见，纵然时至今日，进行封建思想的清算是何其艰难。
　　二、不能离开内容而谈技巧
　　纵观之，评论韩愈《后叙》、称赞韩文之技巧者，皆以无条件称颂张巡为前提，但往往不将技巧的评价与内容的讨论相联系。偶有思想内容之批评者，或者从《后叙》出发，如章起，往往不联系或者很少联系韩文章法结构，或者不从《后叙》出发，如王夫之，自然也谈不上对韩愈文章章法的探讨。笔者以为，韩愈这篇文章既然意在辩诬，思想内容探讨的重要性就是第一位的。如果不与辩诬所涉及的观点内容相联系，讨论技巧只是空谈。同时，只有将韩愈用心体察明白，也才能较好地进行文章章法结构的探讨。
　　文章的艺术技巧是为表达思想情感而服务的，看一篇文章，不能离开内容谈技巧；夸赞一篇文章，也不能撇开技巧而仅谈内容。把韩愈为文的初衷与观点寻找排列出来，是评价韩愈这篇文章的关键。韩愈为文的初衷很清楚，《后叙》说：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韩愈对李翰不为许远作传用了“尚恨有阙者”表示不满。因此，“为许远立传”理应成为本文的一个重点。但韩愈旨趣不是立传，而是为许远辩诬。对这一点，前人所言甚多。如沈闇《韩文论述》说：“方望溪曰：‘前三段乃议论，不得曰记张中丞传逸事。’”蔡铸《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说：“此文前两段皆为远辨当时天下之诬。”名立传而实辩诬，表现了韩愈心口不一的矛盾。从立传的角度要求，韩愈应该提供新的内容或材料。细读韩文，韩愈写许远的有：“开门纳巡”，“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名为立传，其实就是片言只语。纵然如此，这些片言只语也并不是韩愈独家发现的。虽然韩愈说“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给人以所言不虚的感觉，可是，在韩愈所写许远事迹里并没有见到新鲜的、属于事实性的东西。
　　李翰《张巡传》已亡佚，今天能读到的是他的《进张巡中丞传表》，里面只字不提许远。有人忖度，或许是李翰怀疑许远降敌，故不为许远立传[3]，或许如林纾先生言李翰视张巡许远为一体（见《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二）。如果是后者，韩愈大可不必“恨”，如果是前者，明确指出李翰之误解许远即可。而韩愈只用一个“恨”字轻轻带过，于行文中却没有体现和补充，实在是有不知所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