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真诚美” 郁达夫小说艺术特色

　　郁达夫的小说非常注重对“人”的内心情感的描写，以人物的情感为线索铺展全文，以坦诚率真的描写感染读者。　　一、自我的写真　　“真”是文学艺术创造的客观标准，是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统一。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就高度体现了这一点。他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1］同时，他也认为“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我们不难从郁达夫的小说中深切地感受到作者个人生活的轨迹，看到作者的出身、经历、个性、气质、生活环境和心理的影子。
　　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多取材于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写自己的遭遇和见闻。“自叙传”小说大都采取了人物限制视角的叙述模式（即作者有意让小说中的人物充当叙述者）。因此，读作者的前期作品，我们很容易会不自觉地将创作主体与作品主人公等同起来。其小说中表现的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反映了当时作者的生活状态，在小说中大多以一系列的“零余者”的形象出现。如孤傲多疑的黄仲则、脆弱伤感的于质夫。可以说，这些人物形象的性格都是“零余者”性格某方面的反映。这个具有连贯性的主人公，是一个以“自我”为原型，浸透着作者本人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学形象。正如巴尔扎克所说：“获得全世界文明的不朽的成功的秘诀在于真实”，“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2］。郁达夫的小说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唤起很多读者的共鸣，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成功地塑造了大量带有“时代病”的人物形象，真实反映了当时的一部分人的现状和心理。
　　马克思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郁达夫小说中不仅有对时代真实、生活真实的反映，还具有对作者本身的观照。他的小说的另一特点就是大胆的自我暴露。小说以自我的个人经验、情感生活为单纯的线索，宣泄着一己的情怀。由于受日本私小说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郁达夫以惊世骇俗之笔写下了许多有关青春期的性苦闷和生苦闷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一种两难境地中的双重人格和变态心理。他的人物时时陷入一种灵与肉、伦理与情感的矛盾之中，不能自已。这种矛盾是他对纯真爱情的向往追求以及求之而不得的结果。他打破了中国文化一直以来以道德的名义反对人性、压制人性的传统，注重人作为一个本体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解放。他的率真和坦诚的自我暴露证明了人的情欲，人对异性的渴望要求，是人性的本能，是本乎自然的。他把笔锋直指封建伦理的中心，毫不掩饰地描写变态、畸形的复杂人物心理。例如，“窥淫”（《沉沦》《南迁》）、“召妓”（《秋柳》《茫茫夜》）、“乱*”（《秋河》《她是一个弱女子》）、“同性恋”（《她是一个弱女子》《茫茫夜》）、“受虐狂”（《过去》）等。但另一方面，人物在本能的冲动后，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强烈自省和犯罪感。人物的灵与肉的冲突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时代的觉悟。正如郭沫若所言：“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2］郁达夫小说淡化了客观的叙述，而强化了主观性的描写。无论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还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都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在作者真率的表达中夹带着感伤的倾向。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那颗跳动着的“真”心，他的小说是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高度统一。
　　二、对理想爱情和美好情感的真诚追求
　　“善”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理想爱情和美好情感，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从来就没有停止对理想爱情和美好情感的真诚追求。他小说中的人物心中虽然怀有美好的理想，但由于受到时代和社会的限制和压迫，满身的抱负和理想不能实现。于是他们苦闷彷徨，感伤忧郁，放浪形骸，愤世嫉俗，他们的身上有相当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的心中始终没有减退过追求理想生活的热情。
　　在《银灰色的死》中，当“他”从公寓里跑出来，一个人看着银盆似的明月时，他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结婚的时候的景象，同走马灯一样，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人物的这种美好的情感是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的。“他”由于生活的苦闷，经常到一个熟悉的酒家喝酒，并因此认识了静儿，“他酒醉的时候，每对静儿说他的亡妻是怎么好……他每流下泪来，静儿有时候也肯陪他哭的……静儿有时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告诉他的”。就这样，他和静儿成了“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美好情感在“他”和静儿之间建立起了一份知己之情。主人公不仅有对亡妻的思念之情，还有与静儿的知己之情，并且二者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着。这二者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是不被传统道德伦理赞同的，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二者却和谐地相互融合在一起。正是由于对亡妻思念之情的无法排遣，才使得“他”如此放浪形骸。在对静儿的诉说中，有对亡妻的爱情，二人因此也产生了感情。这让我们看到了主人公内心的美好情感。
　　“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了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人的文学”，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也带有“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特点。小说中，主人公散发着人性的亮光，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爱。有“他”对大洋彼岸亡妻的思念之情；“他”对静儿的知己之爱（《银灰色的死》）；黄仲则与洪稚存真挚的朋友之情（《采石矶》）；《迟桂花》中“我”对翁连由邪恶的清淤到纯真的兄妹之情的转变；“我”对陈二妹因同病相怜产生的同情之心等，都闪烁着人性里真、善、美的一面。虽然 “我”迫于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但“我”仍没有放弃，在种种苦闷和压迫下进行着不停地抗争。在《茑萝行》篇中，作者以书信的形式来诉说自己的苦闷和不幸，向妻子真诚地忏悔着自己的罪过。这种深深的忏悔意识表达了主人公人性中积极的向善的一面。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爱情理想和祖国富国的渴望。主人公虽然生活在异国他乡，但都有着对故乡的深深的眷恋。也正是由于理想的最终破灭，他们才不得不走向了死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