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译佛典文体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典论论文文体论

　　梁任公曾指出，“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稍涉佛典的人都有体会，较之中土传统文献，汉译佛典的文体面貌别具一格。对于这种特殊的文体，前辈时贤分别从佛典翻译、中国文体发展史、语体风格等角度进行过探讨，由于视角不同，文体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故而人们关注到的分别为文体不同侧面的特点。语言与文体关系密切，文体特征必然表现为一定的语言形式，汉译佛典这种独特的文体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对汉语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目前未见专文论述，以下尝试论之。由于古今中外研究者对文体有不同的划分方式，为避免概念上的纠缠，以下不取体裁、语体等术语，而是分别从结构形式、词汇面貌、修辞手段三个文体要素论之。
　　一
　　从结构形式来看，在汉译佛典中，长行(即契经、散文)、偈颂(包括应颂、讽颂)以及二者的交互使用形成了主要的文体格局，这与原典文体相对应，体现了译经者对原典的忠实态度。然而，从东汉至南北朝，汉译佛典文体结构形式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的中国化历程，“长行”散体变得不散，逐渐形成了以四言为主的独特面貌，偈颂也从最初字数的不拘一格最终呈现出以五言为主的局面，如以下经文先以四言“长行”叙述其事，后用偈颂加以总结：
　　譬如二人至陶师所，观其蹋轮而作瓦瓶，看无厌足。一人舍去，往至大会，极得美膳，又获珍宝。一人观瓶，而作是言，待我看讫。如是渐冉，乃至日没，观瓶不已，失于衣食。愚人亦尔，修理家务，不觉非常。
　　今日营此事
　　明日造彼业
　　诸佛大龙出
　　音遍世间
　　法雨无障碍
　　缘事故不闻
　　不知死卒至
　　失此诸佛会
　　不得法珍宝
　　处恶道穷
　　背弃放正法
　　彼观缘事瓶
　　终常无竟已
　　是故失法利
　　永无解脱时
　　《百喻经》卷3)
　　类似的结构形式在汉译佛典中比比皆是。长行以四言句为主要形式，讲求停顿、节奏鲜明，往往可以切分为2＋2的形式。偈颂句式以五言为主，对字数也有严格的要求。这种文体结构对复音节词的需求极大，译经者在遣词造句之时不可避免地既要袭用汉语中原有的复音节词语，又要新创复音节词语。若以《论衡》与佛典材料作对比可知，东汉王充《论衡》共21万字，其中出现的双音词有2300个，而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七万七千四百字，大约只是《论衡》总字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却有复音词2606个，大大超过《论衡》的复音词数量；又，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共十四万四百字，大约只是《论衡》总字数的三分之二，却有复音词4183个，几近《论衡》的复音词数量的两倍(程湘青1994、颜洽茂1997)。事实证明，复音词众多是汉译佛典文体的重要语言特征。这为数众多的复音词中，有些并非出于表义需求而产生，更有可能是为满足句式需求而进行的临时拼凑，例如：
　　恣民所欲，布施讫竞，贫者皆富。(《六度集经》卷2)
　　若我虚妄，应即燋死。(《杂宝藏经》卷10)
　　尊者罗云，遥见佛来，即便往迎。(《中阿舍经》卷3)
　　作种种衣，持用奉佛。(《贤愚经》卷13)
　　世尊先昔，本何因缘，发此大乘，无上之心。(《贤愚经》卷10)
　　若转具足，十善业道，而乃得名，转轮圣王。(《佛说十地经》卷8)
　　随汝之所欲
　　则与不违心
　　应时使梵志皆得欢喜悦(《生经》卷5)
　　所贵能修福
　　除灭去众恶
　　净修梵行者是名为长老(《大庄严论经》卷1)
　　堕于镬汤中
　　在釜而见煮
　　以火烧煮之譬若如煮豆(《修行地道经》卷3)
　　不可否认，这种翻译中的创造使语言中生成了众多的双音节或多音节新形式。从表义上看，以上加点的复音形式中，任一单音词的意义都与连文之后的整体意义相同。从形式上看，连文之后的复音形式与其中任一单音节词相较，显然更易与其他形式再度组合，形成四言或五言句式。当然，这些新生的双音形式有些只是临时性用法，有些则由于使用频繁而为中土文献袭用，逐渐纳入汉语词汇系统。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先秦时期，汉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发展至魏晋六朝时期，汉语中的双音词数量急遽增加，汉语呈现出强烈的复音化趋向。大量出现在汉译佛典中的复音形式既顺应了汉语词汇在魏晋六朝的发展趋势，客观上也对汉语的复音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从词汇面貌来看，汉译佛典较同时期的中土文献更为通俗，这与原典词语运用风格一脉相承。为了争取信众、弘扬佛法，佛陀使用平民化的语言说法，并且允许弟子各以方言传教。如吕潋所指出，“对四种阶级(即印度古时所分王族、婆罗们、农商奴隶四阶级)平等齐观，皆予教化。如是教化普遍，必须有甚通行之语言为各地所能解，一般所能喻。此则惟普通方言耳。”实用的语言策略与寓深于浅的阐发方式自然使佛典语言趋向通俗，原典的通俗性又决定了汉译佛典的文体性质。汉译佛典中，除了注重艰深论理以及对佛教名相解说的论藏经文之外，经藏与律藏经文多以日常生活事例和寓言故事阐发教义，例如：
　　居士!犹去村不远，有大果树，此树常多有好美果。若有人来，饥饿赢乏，欲得食果。彼作是念：此树常多有好美果，我饥赢乏，欲得食果，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及持归去。我能缘树，我今宁可上此树耶?念已便上。复有一人来，饥饿赢乏，欲得食果，持极利斧，彼作是念：此树常多有好关果，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及持归去。我不能缘树，我今宁可斫倒此树耶?即便斫倒……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树果，世尊说欲如树果，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中阿含经》卷55)
　　此段经文中，日常习见的通俗语词构成了叙事语言的主体。与此类似，众多译经皆寓深刻道理于切近的事理与通俗的语言之中，这样，大量的口俗语词便通过汉译佛典逐渐进入到汉语书面语之中。宋释赞宁指出：“声明中‘苏漫多’，谓泛语、平语言辞也。‘彦底多’，谓典正言辞也。佛说法多依‘苏漫多’，意住于义，不依于文，又被一切故。”其中，“苏漫多”即通俗语词，大量通俗语词的运用加速了汉语口语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