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三次争取胡宗南 胡宗南大传

　　周恩来一生中曾多次评点胡宗南，直到1965年7月16日，他在谈到胡宗南时还说：“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他是黄埔系中第一个被蒋介石晋升为军长、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长官的；他是曾手握数十万重兵、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了解他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认为争取了他，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影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在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三次开展对他的统战工作。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很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对自己敬佩有加的胡宗南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序幕。5月初，胡宗南与300多名学生一道进入黄埔军校。开学一个月后，胡宗南这批同学由党代表廖仲恺等人介绍，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胡宗南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的活动并不热心，反而对共产党的活动表现得很热心。同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广州，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党员的影响和团结下，胡宗南与中共党员蒋先云等左派学生较为投契，还参加了由中共党员李之龙创建的“血花剧社”。
　　胡宗南原本就有一种强烈的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意识，当他读完周恩来编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简要讲义》后，从内心对这位政治部主任感到佩服和崇敬。于是，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周恩来的宿舍去请教。周恩来认为胡宗南思想敏锐，民族感很强，对政治有强烈兴趣，字写得尤为漂亮。于是，周恩来很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胡宗南，促使他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
　　1925年9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胡宗南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任少校副营长时，仍然是有空就去看望周恩来，虚心地向周恩来讨教问题。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加入共产党。其原因就在于他从小接受与形成的浓厚封建思想，以及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新军阀思想，压倒了他脆弱的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间，由于胡宗南迟迟未能加入黄埔右派学生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因此被右派认为是跨党分子，扬言要对他采取行动。后在贺衷寒的劝说下，他最终选择了右派。12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胡宗南在驻军潮、梅地区时，正式加入“孙文主义学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被软禁了一天。随后，蒋介石对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下了逐客令，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被迫离开了第一军。胡宗南不避嫌疑，特地赶去为周恩来送行。周恩来走后，胡宗南感到很失落，他曾对黄埔一期好友蒋超雄说：“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
　　抗战期间，周恩来曾两次致信胡宗南，劝其抗日，勿做民族罪人
　　1932年5月，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安庆，准备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从此走上反共道路。1933年春，胡宗南率第一师移驻甘陇。1934年冬，又率部入川，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四方面军的“川陕会剿”。1936年2月，胡宗南驻军潼关附近。4月，第一师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任军长。8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甘肃，陕北中央红军南下接应，陕甘军事形势吃紧，蒋急调胡部回陕甘进剿。9月25日，胡部从成阳、凤翔一带向甘肃进发。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胡宗南的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另一方面，他身上有着很探的民族主义情结，剿共确非他内心所愿。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胡宗南并不完全赞同，他曾向张学良抱怨，“剿匪是无期徒刑”，并说周恩来是他的老师，徐向前是他的同学，等打一仗再讲和。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还利用各种关系，对国民政府中倾向于抗日的军政大员进行争取、团结的工作。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周恩来已将胡宗南作为了重点争取的对象。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给胡宗南写了一封密信，信是经胡在黄埔时与之私交甚好的胡公冕转交的，全文如下：
　　“宗南同学：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1936年10月初，胡宗南收到此信，他看完信后，默然良久，不道然，也不道否，亦没有给周恩来回信，因而也未与中共方面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但是，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周恩来亲切热情的规劝与引导，还是在他心中造成了强烈的震荡，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据胡宗南后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回忆，胡宗南对周恩来的这封信极为珍视，并妥为珍藏。他对周恩来所说“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句话尤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