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气·人气·正气]人气地气正气底气

　　70年前，毛泽东站在民族危亡的关口，从中国的西北角，发出了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新的重大要求。他提出，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成为战斗的号角和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在推翻三座大山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情境中，这一思想无疑具有巨大的合理性、现实性、凝聚力，因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70年来，《讲话》始终与中国的文艺事业相伴而行，以至于有人说，只有理解了《讲话》，才能理解中国的当代文艺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70年来，时移事迁，沧海桑田，文学史几经演变，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微妙的调节、变化，文学史家所推崇的作家也在不断重新排名。然而，尽管时代变了，有些提法变了，但舍去《讲话》的某些实用层面，进入其理论层面，便会发现，一些重要的命题仍然具有真理性、有效性，比如，文学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问题等等。于是，结合今天的时代特点和现实矛盾，重新思考和辨析这些问题，将大有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
　　时间虽然相隔了70年，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仍有贯穿性和内在联系，比如，70年前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毛泽东明确主张，中国的文学家应当深入社会生活这个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再进入创作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成为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民艺术家。这些话放到70年后的今天一点也没有过时。我甚至认为，当年的问题又轮回似的回来了——深入生活的问题在今天又变得相当突出——与人民生活实际的隔膜，表现“中国经验”的薄弱，原创力的匮乏，顽固的自我重复症，原有积累的消耗殆尽，新的创作捉襟见肘，等等，仍然是困扰着当今不少中国作家的难题。
　　生活是唯一源泉的创作原则是毛泽东对人类艺术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他的归纳、概括和阐发，确乎是精当的、深刻的、富于创造性的。司马迁铸造《史记》几乎走遍当时的中国；罗贯中演绎《三国演义》也曾数访赤壁；柳青为著《创业史》举家落户皇甫村长达14年，《山那边人家》的作者周立波举家迁至乡村。再想想那些著名的知青小说，如《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归去来兮》《北方的河》《棋王》《小鲍庄》《麦秸垛》，哪一部不是作家投入巨大情感的生命之作?
　　1980年代之后，人们对以往深入生活的做法有了一些反思，作家可以有直接经验，也可以有间接经验，读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可以低估灵感与想象的力量，对于忽视作家创作个性，一刀切、绝对化的做法的批评也都是不无道理的，胡风的“到处有生活”也并没有讲错，但是，尽管如此，生活的唯一源泉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而作家需要不断寻求源头活水，挖深井，扩见闻，增加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这，仍然是带决定性的内功修炼。
　　大凡经得起阅读和评品的好作品，莫不是作家深入生活，经过头脑加工厂提炼、升华的结晶。多年前，陈忠实常坐远郊班车前往临潼、蓝田等地搜集资料，风尘仆仆。他足足用了四年时间酝酿、构思才写就《白鹿原》。张炜煌煌十卷本的《你在高原》也是他走遍齐鲁大地，宁静深思的结果。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得那样深情、细腻，感人落泪，不仅仅出于作家童年的记忆，更是作家深入生活、细究历史、大胆想象的结果。近年来，又有一些作家主动深入生活，出现了如梁鸿《中国在梁庄》、贾平凹《定西笔记》、李娟的散文等有影响之作。这些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得到好评，因为作者走出了书斋，吸纳了新鲜的因素，关注了民生与生态，于是充盈着地气。
　　最近贾平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几十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还没有被淘汰，还在继续写，得益于我经常讲的两句话：一个要和现实生活保持一种鲜活的关系，起码要了解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保持一种特别新鲜的关系；再一个你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不停地寻找突破点，或者是常有新的一些东西出来。我现在60岁的人了，基本上是和人家20多岁的娃们在一块写哩，文坛淘汰率特别残酷。所以说你只有把握住这两点，才能写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我这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贾平凹的话比较实在。他写《定西笔记》并未显出多么庄严的深人生活的架势，他说他纯属闲情，是到甘肃去寻找秦人的古迹，不意诱发了创作冲动。他称这也是“接地气”。
　　二
　　文学的本质是“人学”，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全部价值所在。尽管“人民”的概念几经变迁，受过极左思想的扭曲，现在是回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上来了。“人”是“人民”的哲学内涵基础；“人民”是“人”的社会学群体化命名。也曾有人把“人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对立起来，其实，它们一是外延，一个是内核，或者，一个为体，一个为用。人民对忘记他们，脱离他们的作品，从来是不感兴趣的，只有通过作家这个个体的心灵，写出人民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传达出人民心声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的。
　　人民不是抽象的。“人”才是人气的根本。对人的理解、认识，对人性的发现和揭示的深度，对创作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对人的理解曾经很狭窄过，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只讲单一性，不讲复杂性，只讲显意识，不讲潜意识，只讲理性，不讲非理性。新时期以来，解放思想，在对人的理解上有了重大突破，这才带来了文艺的大繁荣。
　　要振兴当下的文学，并在内质上发展文学，使文学得以真正的繁荣，就要在揭示人性的深度，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的宽广度上有所突破。回望30年来的中国文坛，归来一代、知青作家、朦胧诗人，寻根之游、先锋之旅等等，其作品若能直指人心，皆因为作者的沧桑阅历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那些现实主义的力作也往往因此而震撼人心，立于文学的长河之中。比如，张贤亮的反思之作不同凡响，就因为他对于极左时代政治的深切反思，人性的开掘。高晓声也曾深度发掘过陈奂生们的内心。他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而又沉重，高兴而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情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