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诗学对象征主义转换性生成的影响:象征主义

　　摘要：中国象征诗学体系的建构是转换性生成于对西方象征主义的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诗学作为中国现代诗歌语境中固有的稳定性存在，发挥着重要的隐性影响作用。中国象征诗人和理论家对西方象征主义的“超验本体论”进行了转换性生成，形成了中国象征诗歌自身的本体指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西诗艺对话和融合的探索。
　　关键词：象征主义；传统诗学；转换性生成
　　一
　　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走过的是一条从破毁到建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从破毁力量的源泉到发展参考坐标的选择都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学背景。所以我们在对中国现代文学诸多现象进行研究时，西方文学的影响总是被放在一个前景式的位置上，这种研究思路无疑会忽略中国文学自身的现实性语境在对西方文学接受过程中所起到的选择、遮蔽、转化、生成等一系列的隐性影响。
　　朱光潜曾说：“一个文化是一个有普遍性与连续性的完整的生命……诗也是如此。一个民族的诗不能看成一片大洋中无数孤立底岛屿，应该看成一条源远流长的百川贯注的大河流。”中国现代新诗是以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姿态开始的，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考察中我们会发现，在白话新诗的冲击下，中国传统诗学体系和其确立的诗歌美学范畴并没有被击碎，只是不再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和明确的影响实体存在，而是夹裹在传统文化的暧昧气息里，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现实性语境的稳定性存在，成为一种影响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隐性力量。
　　具而言之，传统诗歌所体现出的中国化的哲学思想、感悟世界的方式，表现出的文化认同、美感特征、审美趣味等等，这些复杂的传统因子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内化为现代诗歌创作者和接受者的深层心理接受机制；这种心理机制在一种强势的时代话语面前往往趋于潜在和边缘，但在新诗实践的现实性语境中，它就会发挥将不同的文学思潮进行转换性生成的作用。这种转换性的生成，一方面使现实性语境中的传统因子得以现代性的转化，而不被主流的文学话语所摒弃甚至排斥；另一方面它又使新的诗歌潮流与传统取得联系，使新的诗歌实践具有历史的纵向延续性，使得新的诗歌因着历史的气息而天然具有了亲切感，并使新诗的接受过程更加顺畅。在对西方象征主义的接受过程中，传统诗学的隐性影响正是扮演着这种转换性生成的作用。
　　二
　　象征，从普泛意义上来说，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共通性的方式，是主观感知客观的过程。因此梁宗岱说：“象征主义，在无论任何国度，任何时代底文艺活动和表现里，都是一个不可缺乏的普遍和重要的原素。”但象征主义作为诞生于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一种文学思潮，有着它特定的所指。查尔斯·查德维克在他的象征主义研究著作《象征主义》中，就将象征主义区分为作为人类经验层次的“人性象征主义”和这一层次之外的“超验象征主义”；同时指出，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象征主义的基础是“超验”的。
　　在波德莱尔那里真实世界只是对理想世界的一种不完满体现，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想世界存在。所以诗人的任务不是表达自身的思想感情，而是要借助于诗歌暗示一个彼岸的世界，诗歌只是“一个彼岸的天国的象征符号”。这种诗歌的“超验本体论”源于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在康德那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虚幻的投影，真实只存在于“理念”中。这种“超验本体论”集中体现在象征主义诗学体系核心范畴：“契合”论里。波德莱尔的《契合》就是“象征派的宪章”，他认为，诗歌就是要着力营造一个自然和人充满神性契合的“象征的森林”。而要实现这种人性和神性的契合必需具备一个沟通的媒介物，这个媒介物就是象征。在象征主义者那里，“象征所承载的正是生成着的文本的诗学结构同时又与文本的超越性意义相结合的艺术功能”。这要求诗人“立足于具体感性事物同时又不满足于纯粹具象的摹写，这种具象性与超越性的辩证关系集中体现在象征的诗学结构中。”象征主义诗人对于诗歌超越性意义的寻求，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于万物契合的理解，同时也直接催生了象征主义诗歌独特的美学特征：暗示性、蒙胧性、复义性。
　　三
　　具体到我们对于象征主义的接受，情况就复杂的多。中国的现代诗人和理论家在对象征主义的引入和接受过程中，对于象征主义的“超验”层面进行了遮蔽。这种遮蔽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诗人和理论家无法理解或接受象征主义的超验性，事实上包括李金发在内的很多象征主义的译介和传播者都深知象征主义的个中三昧。这种遮蔽在有些时候可能是显在的，如穆木天在20年代后期对象征主义的彻底否定；但更多时候是一种隐性的存在，更多的体现为诗歌的创作者、理论的建构者和批评者甚至包括诗歌的接受者在共同的文化心理机制的隐性支配下的合谋性行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较为淡化，缺乏一个对于终极理念世界的思索和形而上的寻求，相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者对于彼岸世界的憧憬和不懈寻求，东方诗人更多的将自己的目光专注于现世生活，更倾向于在现世的事功层面上建构自己的文学理想和诗性王国。所以在对于体现象征主义“超验本体论”的“契合”的引入和接受过程中，中国诗人对它进行了基于文学现实性语境的转换性生成。万物契合中的超验色彩和基于此的诗歌超越性意义被淡化，而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和交流的层面被放大；象征主义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于自然的扩张认知方式，被人与自然的和谐所置换。基于这种契合的原则，粱宗岱认为象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所谓融洽是指一首诗底情与景，意与象底惝恍迷离，融成一片；含蓄是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他所表现的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天人合一的大境界置换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超验本体论”。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契合，既心灵与自然的合一，道法自然，循道而生的体验方式。它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消解，将主体对客体的扩张置换为主客体的共通的和谐，成为一种静观和默察式的存在。
　　四
　　在象征诗学的技巧层面，中国诗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学习。同时，也借助于这种借鉴和学习敞亮了中国传统诗学诸多范畴和美学特征，在中西诗学的双重背景下他们开始对东方的民族象征诗学进行了自觉的建构，而这种建构的过程在更多时候体现为中西诗艺的彼此敞亮、对话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