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文化焦虑指在全球化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分析了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紧张关系中分析由持续的现代化追求所导致的民族身份的模糊乃至“丧失”，和随之产生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明显的一个表现便是现代学者提出的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而这种文论的“失语症”也表露出了人们对现代文化认同的深切焦虑。笔者深刻剖析了文中多提到的“焦虑”的实质，其实这种焦虑的实质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而最适当的应对态度则是坚持多元的价值观，坚持开放的文化认同观念。
　　关键词：民族身份 焦虑 悖论
　　“焦虑”是当下社会人们都会经历的一种心灵煎熬，笔者主要是以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入手深刻揭示了人们能够认同焦虑，人们也意识到焦虑的原因，但是人们在意识到这些焦虑之后仍然没有找到合理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难题，于是人们就在进退两难的抉择中徘徊，找不到属于自己民族的出路。
　　一.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近百年来，民族化与“西化”如影随形，从未间断，但总的来说，似乎还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像柏林墙倒塌、东西方冷战终结以后那样，四处弥漫着因明确意识到民族身份在持续的现代化追求中渐趋模糊乃至“丧失”而滋生的如此浓重的焦虑情绪。当然，人们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也来自于现实社会变化的无穷性，生活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物质和消费主义盛行，人们的社会归属感也在不断降低，个人的身份也逐渐模糊，所以认同的焦虑是当下人们共同的追问，不断追寻身份的认同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寻找自我归属感的过程，看似简单的“我是谁”的问题，在当下社会环境来思考的话，反而变得很模糊，对自我归属感不断追问的过程也是人们确立身份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并不短暂。
　　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关于学术本土化的问题，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逐渐表现出对一百多年来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性”逐步失落的忧思，对“五四”文化进路的质疑，对20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抨击，对“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等文化守成派价值的重估和揄扬，钱穆、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一时间成了读书界的大热门……总之，上述一切都是在明确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压抑后作出的有意识反拨，而这种反拨所显示的回归民族传统和持守民族本位立场的文化意向，正好体现了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林毓生认为，在五四时代，中国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掩盖了传统文化的精华，甚至可以说造成了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断层状态，因此后来还引起了中国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林毓生的观点从某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目前的“失语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断裂，所以“失语”正是反应了中国文化内在的选择和价值，也反映了我们对中国文化整体认同方面的忧虑。然而这些焦虑的实质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其实每个人心中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要秀出自己的风格，就必须要“走自己的路”，但问题是许多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有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迈步出发、往哪个方向走才是对的。在学术本土化的问题上，我们是否要迈向新儒学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困惑，单就现在海外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的运思而言，就证明他们立论往往依据西方现在的需求，仍然是以西方的价值需求为准的。
　　二.民族焦虑的根源
　　民族焦虑的根源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发展有莫大的关系，中国上个世纪将近30年来封闭的文化环境让中国文化错过了许多发展的机会，比如说严格布森的语言学诗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还有新批评主义理论，以及那些现象学，接受美学等等一些先进的文学理论我们都错过了，而这些新兴的理论都掀起了文学理论界的革命，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当时都没有把握时机，错过了本民族文化理论发展的大浪潮。而新时期以来，文化环境大解放，西方思潮像潮水般涌入中国，但是由于我们还来不及消化，许多理论知识被引进来而没有加以吸收和利用，许多学者看到西方思潮之后只顾着搬用和挪用，没有耐心地“因地制宜”去是用，反而是急忙要搭建本民族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当时出版了许多文学理论相关著作，但是都缺乏深厚的文化积累。虽然西方思潮给中国文论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但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所以脱离了中国文学实际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并不能让中国文论摆脱尴尬的发展困境。
　　更严重的问题是：只要我们还在使用西方、东方之类的概念，我们就不得不受这类概念的牵制，冲不破以社会进化论打底的“西方中心论”，走不出西方庞大的阴影。西方文化之于我们，既是文化革新的福音，又是文化惰性的警示，无论我们喜欢还是嫉恨它，亲近还是疏远它，我们的心都为它所牵系，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这是极难排解的矛盾，这种矛盾才是产生民族身份认同焦虑的总根源。
　　例如余虹出版的专著《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用此题而弃用常见的“中西比较诗学”，据说是为了纠误正名，避免掉进“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他说：“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都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之间的差别是结构系统上的，因而无法通约。”把不可通约的两种文化样式统称为“诗学”，以西方诗学统驭中国文论，取消中国文论的独立性，这等于认可“西方中心论”，默认西方诗学是普遍性的真理话语。反过来说，用中国文论统驭西方诗学，取消西方诗学的独立性，这也是荒谬的，不可取。余虹取的是“之间”的“姿态和策略”，即“在承认双方的结构性差异的前提下，既不从中国古代文论入手，也不从西方诗学入手，而是站在两者之间去进行比较研究”。理由是，现代汉语的二元语义空间为“之间”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二元语义空间，指的是“由汉译西方概念语义的基本语词所构成的语义空间和由承续古汉语概念语义的基本语词所构成的语义空间”。
　　但是可认真想想又不免困惑：这种“之间”研究或分论难道真的就能消除单向研究的难堪，进而找到建立“中国学派”的正确途径？这起码在眼下还难以推定。用现代汉语的两套语汇分别阐释中西截然不同的两种文论，譬如用“文”、“道”等等阐释中国文论，用“文学”、“逻格斯”等等阐释西方诗学，这即使可行也毕竟只是分论，解决不了中西比较的问题。若要进行中西比较，就须合论，一合论困难就随之而来。合论时站在何方，依据何方的理论，采用何方的理论术语，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含糊不得。试看随便从余著中挑出的一段文字：在中国古代，人们不仅将感官愉悦混同于审美愉悦，也将理性愉悦混同于审美愉悦，后者即是儒家正统诗论的审美经验的基础。相似的论述在余著中随处可见，所以可以推断，在作者的头脑中，进入现代汉语的汉译词语与相应的西方词语在语义上大体是相当的，即“西化”的词语。用这种“西化”的词语阐释中国文论，岂不是有违作者的初衷?作者显然未能把“之间”研究的原则贯彻到底，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人们焦虑的根源，这根源来自文化。
　　三.谁能摆脱悖论现象
　　然而谁能摆脱上述这种悖论现象？余虹在他的的著作中也没有做出确切的解答。他自己的写作恐怕就处在上述悖论现象的状态之中。其实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人们对身份认同的焦虑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忧：那就是我们的现当代文论或者语言都被“西化”了。更进一步说，在当下，人们不断赞美传统，向往传统，想回归传统，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大家都想寻找文化失去的“本真性”。当代文化的混杂现状以及“西化”的状态所引发的焦虑就是人们对失去本真的焦虑，对现代社会逐渐丧失自我的焦虑。
　　但是我们在提倡回归传统的同时也不能陷入固步自封的老路，而文化认同的焦虑也是文化进程中必经的阶段。如果我们能够以以后总开放的观点和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文化认同，那么这种文化认同就可能具有更加丰富的本质和内涵，因此，我们不妨把文化的“重新传统化”看做是其中的一个平衡力，其实文化的发展不会完全“西化”，也不可能完全回归到传统主义发展道路，所以文化认同可在这种平衡装中被建构。而人类的自我身份的确认，最终是来自社会的大环境，而不是人类本身的内在性，因此在当下，人们要确认自我的身份，缓解这种文化焦虑的情绪，最好能够应对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但是适应的同时不能放弃对自我的肯定，不能放弃对中国文化自身的肯定。
　　参考文献：
　　①阅杜维明：《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③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④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新叶》，1982年11月。
　　⑤于坚：《诗人及其命运》，《大家》1999年第4期。
　　⑥陶家俊：《思想认同的焦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
　　⑦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⑧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⑨张玉能：《西方文论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李如春，肖井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