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泥坊_在地为泥，在天为翔

　　春天来了，土地知道。面对土地，该付出怎样的爱……　　我爱土地。我于1963年出生在冀东平原上一个普通小村庄。我从小喜欢故乡五月的麦地，时常钻进麦地里玩耍，搓麦粒，闻麦子的味道，那是一种享受。土地是沉重的，有时，还带有禅一般的明澈。我十岁那年，正在村里读小学，放学背着书包钻草棵子玩耍。蒿草高高的，没了大人的腰，我钻进去就没影了。听见母亲喊我，就从蒿草丛里钻出来，看见母亲领个一位手执竹竿的盲人，我一眼就认出是唱乐亭大鼓的。这位盲人给我算了一卦，算着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瞎子说我长大“吃笔墨饭”。说完，母亲给了他一些黄豆和鸡蛋，瞎子给了我一颗麦穗儿。我有些不解，险些把麦穗儿扔掉，母亲说麦穗儿能避邪，保佑我平安。我在作品里多次对小麦进行描述，但并不知道，这就开始了麦子的崇拜，对麦子的崇拜，也就是对土地的崇拜。
　　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说到土地，它就是点燃我心灵的火焰。我记得家乡过去有一座土地庙，乡亲们都叫“连安地神”。我的故乡管地神叫“连安”。地神在民间被称为土地，而祭土之神坛则演变为土地庙。在民间驳杂浩繁的神圣家族中，土地神算得上是最有人缘的神了。村里可以没有其他神庙，但不能没有土地庙。土地爷神小，可管的事挺多，庄稼生产，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每天都忙忙活活。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因为这棵枣树有一个树杈无法锯掉，工匠就给他雕了一根拐杖，连安手里多了一个“麦穗儿”。他想去哪里，把“麦穗儿”往两腿间一夹，就像鹰一样飞去了。这根“麦穗儿”有非凡的魔力。举个例证吧，有一年大旱，人们到土地庙祈雨，一道白光闪过，连安手里“麦穗儿”一挥，滂沱大雨就落下来了。这些传说，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我的眼前激起了种种幻象。传说中的连安手里的“麦穗儿”，总是表达出对小麦的热爱，对善的呵护，对恶的惩罚。人只有脚踩大地，才会力大无穷。我塑造的农民就找到了力量的根基。
　　我想起了那一年麦收二叔的死。二叔有点倔，喜欢种地，本来子女都到县城打工了，可以搬到城里去，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已经不靠土地了，可他还是想种地。我的一个堂哥回村搞“土地流转”，几次给他做工作，他都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谁也说服不了他。说到土地流转，他有好多担忧和困惑。二叔耕种土地，一头牛，一架铁犁，牛拉着犁，二叔扶着犁，一点点翻动着土地，配合是那样默契。他家的粮和菜都能自给自足，过着与“市场”无关的小日子，自得其乐。二叔对我说：“别看你在城里住高楼，坐汽车，山珍海味吃着，我不眼热，哪如我这一亩三分地舒服?”可是，那年麦收，二叔赶着马车往麦场拉麦子，二叔拉的麦子在河岸上与河南来的收割机相遇，不料马惊了，二叔从高高的麦垛上摔了下来，头朝地，后脊椎折了，当场就死了。这是咋样的交通事故?二叔尸体放在丰南县城医院，事情迟迟不能解决。后来二婶找到我，我拖托在乡政府当书记的同学给调节了。拖了二十天，二叔终于入土为安了。这件事情给我震动很大，二叔满可以离开土地的呀?后来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小农业生产者。我小说中的老一代农民是小农业生产者。他勤劳、俭朴、能干，满足于“分田到户”的传统生活。但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走向集中化、机械化的时候，他充满了抗拒、敌对情绪。面对土地流转大势，他忧心、愤怒，成为农村变革的“钉子户”。这类农民身上，自私、狭隘、固执，把土地当作命根、没有长远眼光的传统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像梁三老汉、许茂、这样勤劳而糊涂的影子。我的身边有好多这样的农民。我有一种担忧，如果都是这样农民留在土地，现代农业从何谈起?
　　那年的清明节我回故乡扫墓，我给爷爷、奶奶的坟头烧纸。二叔下葬的第二年，二叔没有埋在我们家族坟场，我顺便到二叔墓地烧点纸。二叔的坟头上，有金黄的麦穗儿铺着，二婶说二叔死在麦收，坟头要铺满麦穗儿。坟前还摆着酒菜、水果。二婶和堂弟用土把坟堆填高，用铁锨挖一个园形土块儿，做一个坟帽儿放在坟尖上，压了几张黄纸。二婶跟我说，他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过来给二叔说说话。我愣了一下，真的能说话?二叔能回话吗?二婶说她能听到二叔的答话。我淡淡一笑，也许是二婶的幻觉吧?这是我写《麦河》中瞎子白立国与鬼魂对话有一个启发。小时候，我对乡村坟地非常恐惧。可是，这些人都是在这块土地生活过的人。他们曾经有血有肉，有叹息，有歌声。有一次，我陪同朋友到滦河畔的白羊峪村捡石头，那里河床的石头很有特点。听说到这样一个风俗，村里有点德性的人死了，就给捏一个泥塑立在坟头，这个泥塑就有墓碑的功能，比墓碑更形象传神。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说法，让我对乡村的生与死，有了新的理解，甚至减弱了对死亡的恐惧。小小的泥塑都活了，他们打着呼噜，他们谈天说地，他们为后人祈祷，饶恕一切，超块了时空。他们矗立在刺眼的光芒中，那是历史的复活，也是人性的复活。我对这个秘密感动着、鼓舞着。这个小小民俗，一下子让我找到了“诉说历史”的视点。让瞎子与鬼魂对话，虚实相间，增加历史厚度，还能节省篇幅，但是，这种尝试也让我惶恐不安，读者会接受吗?
　　我小时候，农民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也没有啥娱乐生活。天一黑就搂着老婆睡觉。偶尔会听鼓书，特别是乐亭大鼓，听一段评剧，耍一耍驴皮影，日子缓慢而枯燥，但是，一走到田野里去，看见了广袤的土地，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土地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让人感奋、自信、自尊，给心灵世界注入力量和勇气。正是这方土地、这条河水滋养，才有了民间生活的深切回应。瞎子白立国与桃儿，他与曹双羊，他与乡亲们来往中，有一种人情，一种心心相印的优美人情。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见一只鹰嘴里叼着一根麦穗儿飞翔。苍鹰是麦河的精灵，麦穗儿是土地的精灵。这让我很兴奋，最初，瞎子只是书中的人物，我想用鹰的视角来叙述全篇。尝试写了一些文字，因为我把握不好鹰说话的语气和节奏，就重新启用瞎子来叙述，让老鹰虎子充当瞎子的“眼线”，替瞎子洞察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熟悉鹰，也熟悉很多艺人，包括乐亭大鼓艺人，我还熟悉一些算命的盲人。工业化进程中，当人们用工业思维改造农业的时候，一切都在瓦解，乡村变得更加冷漠，最糟糕的是，过去相依相帮的民间情份衰落了，人的精神与衰败的土地一样渐渐迷失，土地陷入普遍的哀伤之中，瞎子白立国呼唤乡间真情，抚慰受伤的灵魂。我记得台湾作家陈映真说：“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瞎子自立国就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他寄托着我的一些道德理想，他永远与弱者站在一起，让那些被欺凌被侮辱的失地农民得到安慰，找回属于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我想他的力量来源于土地。我的心情与农民种地一样，是在惶惑、绝望、希望中交替运行的。小说到底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有没有面对社会问题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